进入秋天，大自然中最活跃的当属鸣虫。鸣虫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联，二十四节气中的很多节候都是根据鸣虫的表现来定义的。如立夏“蝼蝈鸣”，夏至“蜩始鸣”，小暑“蟋蜂居壁”，立秋“寒蝉鸣”，秋分“蛰虫坯户”，霜降“蛰虫咸俯”……那么，古人为什么对鸣虫情有独钟？为什么将鸣虫视为“灵虫”？蝈蝈、蟋蟀、油葫芦为什么被并称为“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是怎么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用虫鸣治疗失眠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南宋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
古人为什么视鸣虫为“灵虫”？
《诗经·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古人对鸣虫的关注在先秦时即已开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多首诗写过鸣虫。《国风·豳风》的《七月》一诗就曾提到蝉、蚱蜢、蝈蝈、蟋蟀等多种鸣虫。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阴历四月份植物远志结籽，五月蝉（知了）开始在树上鸣叫。再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阴历五月蚱蜢开始伸腿鸣叫，蝈蝈则在六月动起了羽翅，秋七月田野里有很多蟋蟀，到八月份钻到屋檐下，九月蟋蟀进门，十月钻到床底。从《诗经》的描写可以看出，先秦时鸣虫已融入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男女之情感。《国风·召南》里的《草虫》一诗就曾借鸣虫表达男女之间爱的感觉：“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草虫喓喓在鸣叫，蚱蜢四处在蹦跳。久未见到心上人，心中忧愁不安宁。
古人为什么喜欢鸣虫？当然与其善鸣有关，也有《草虫》诗中那份缠绵和寄托，但更重要的是虫子身上惊人的繁衍能力带给古人的一种惊奇和想象。以螽斯（蝈蝈）为例，古人认为这是一种灵虫，“一生百子”，是多子的化身，崇尚多子多福的古人自然对其十分迷信。《诗经》中的《螽斯》就特别强调了“宜尔子孙”一语：“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蝈蝈张开翅膀，在低空群飞；子孙众多，预示家族兴旺。
古人因此认为“螽斯衍庆”。而繁殖能力超强，这是自然界中“虫家族”的共同特点，即便令人讨厌的蚊蝇都有这本事，所以古人专门用表示子嗣众多的“昆”字来定义“虫家族”，称为“昆虫”。
古人如何赏鸣虫？
《开元天宝遗事》：“以小金笼捉蟋蟀”“夜听其声”
古人喜欢鸣虫，进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虫趣”和丰富的“虫文化”。
自然界善鸣的虫子很多，古人最喜欢的主要有蝉、蟋蟀、蝈蝈、扎嘴、油葫芦、金铃子等，多属昆虫纲中的“直翅目”。
从史料记载来看，蓄养鸣虫最先似乎是在皇帝后宫流行的。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就流行赏鸣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王仁裕如上所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玩虫记载，有人因此推测中国人玩虫始自唐朝，也可能更早。
王仁裕所记是否可靠？应该不虚，后宫深似海，“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而唐玄宗的嫔妃尤苦。据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诗原注，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对其他嫔妃们来说，金笼里的虫鸣无疑是赖以打发孤寂无聊日子的一种方式。
民间认为虫鸣可治疗失眠症。传说，唐太宗有失眠苦恼，画家阎立本奏入眠秘方——夜听蛐蛐，果然见效，从此唐朝后宫蓄养蛐蛐成风。蛐蛐即蟋蟀，是古人蓄养的主要鸣虫之一，与蝈蝈、油葫芦并称为中国“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皆因其鸣声而来。
蝉鸣也是古人喜欢听的一种叫声，唐诗中有大量的咏鸣蝉诗句，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写过一首著名的鸣蝉诗《赋得弱柳鸣秋蝉》：“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当年唐长安还出现了养鸣蝉“斗声”之风，以蝉的鸣声长短来赌输赢。
为了让鸣虫根据人的需要来鸣叫，古人发明了不少“诱叫”之术，利用鸣虫对异物、异体、声、温、光等敏感的现象，诱发虫鸣。如在雄虫中放进雌虫，为了表现，雄虫就会使劲地鸣叫。为了听到理想的虫鸣，有人还在鸣虫的翅膀上点药，鸣声就会改变，行话称作“药叫”，这在明清两朝的京城虫家中间很流行。
古人“斗虫”始于何时？
《负喧杂录》：“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
除了欣赏美妙的虫鸣，古人的“虫趣”还有看虫形、观虫势。什么样的虫子最好，怎么看出是好虫？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给虫子“约架”，古人叫作“斗虫”。
斗虫，是古代玩虫者最热衷的活动，让自己蓄养的鸣虫“互斗”，与朋友的鸣虫“赛斗”，是古代斗虫的两种主要方式。斗虫以斗蟋蟀最为出名，以赛斗最为流行。一般认为，“斗虫”也是从唐朝宫中开始的。“真青猛战大红袍”的民间故事，说的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设蟋坛，比斗蟋蟀之事。
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载：“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这里的“蛰”，就是蟋蟀。
斗蟋蟀往往从大暑节气玩起，一直玩到深秋。斗虫起初是图个好玩，后来渐渐变坏了——通过斗虫赌博。南宋姜夔咏蟋蟀词《齐天乐》前面的小序称：“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南宋时最会斗蟋蟀的高手当属官居宰相高位的贾似道，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促织经》就是他写的，贾似道因此有了“蟋蟀宰相”的外号，民间戏称他为“贾虫”。
到明清时，斗蟋蟀之风刮遍全国各地，尤以京城玩虫最负盛名。据明刘侗、于奕《帝京景物略》，秋七月京城有风俗：“是月始斗促织，壮夫士人亦为之。斗有场，场有主者，其养之又有师，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斗虫被老北京视为“京秋雅戏”。宫里斗虫更是热闹，连不少太监都是斗虫高手。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是月（秋七月）也，吃鲥鱼为盛事。赏桂花，斗促织。善斗者，一枚可值十余两不等。各有名色，以赌博求胜也。”
到清朝时，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手段，俗称“露天职业”。斗虫队伍也扩大了，除了蟋蟀，蝈蝈、黄铃等也爬进了“斗场”。
古人所玩鸣虫都是从哪来的？
《促织经》：“初秋时，于绿野草菜处求之”
有玩家认为，玩鸣虫的最大乐趣并不在“听”，也不在“斗”，而在“捉”。捉虫有“昼捕”与“夜捕”两种。昼捕就是白天捉虫，一般在午后进行，顺着虫鸣而去。夜捕则是从晚饭后开始，尤以下半夜最易得手，此时虫鸣最起劲。但夜捕想得到好虫不易，善捕鸣虫的行家圈内称“虫把式”，他们会在夜晚听野外虫鸣，记清方位，等白天去捕，如蟋蟀这类鸣虫爱伏于碎砖瓦片缝隙，或是枯叶下面，一般翻开瓦片后多半能捉到。
南宋贾似道《促织经》中的“捉促织法”对如何捉蟋蟀做过具体描述：“凡捉促织，必将着竹筒过笼。初秋时，于绿野草菜处求之；中秋时，须在园圃垣墙之中侧耳昕其声音，然后觅其门户。果是促织所在，用手启其门户，以尖草掭求其出。若不肯出窝者，或将水灌于窝中，跃出……”而且，捉虫也要讲究时机。就捕捉蟋蟀来说，一般立秋过后方成虫，有经验的虫把式不会在这时下手，而是让虫再长壮实一些，在处暑前后再行动，一直到白露，都是捕捉秋虫的适宜时段。
捉虫并不难，但是想捉到理想的“好虫”不易。《促织经》称：“出于草土者，其身则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则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必劣。”玩虫圈有“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
由于捉到好虫很难，于是古人想到了“养虫”。“养”有“喂养”与“种养”之分，喂养是蓄养捉来的成虫，这是玩虫的基本功，能“种养”鸣虫才是水平。所谓“种养”就是人工繁殖鸣虫，这是明朝人的发明。《帝京景物略》记载：“（促织）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