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伊利格瑞著，张念译，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从女性主义思想脉络来看，一方面她坚持性别平等的社会主张，这是一个哲学家的道德良知，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推进波伏瓦留下的“女性解放”疑难问题，并精确地回应了德里达含糊其辞的“性差异”作为本体差异的判断。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放弃“gender”的概念了，彻底打破二元论的困局，承认“差异”，“对立”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当然，指明“gender”所支撑的性别制度的不公正是有必要的，但还要进一步给出理由，正如伊利格瑞所做的工作。比如为什么现代人容易产生焦虑，是因为我们往往从知识规范性这一端去伸展自己的体验，任何状况下急于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你看手机就在助长这个癖好，快递晚一分钟，人就会焦虑；如果从冲突的这一端，通过理解冲突和不确定性，正如精神分析做的那样，理解“心理灾难”，不要在*面前让步，因为*是无对象的，*着*，爱欲，一种力，情况会怎样？运动和变化才是根本的，而运动的产生基于“差异”，这就是伊利格瑞说的“间——距”，非此即彼，对这个“间距”和“过程性”丧失探索体验的兴趣，反而一头扑进虚拟世界，当然也算是对真实焦虑的“鸡血疗法”，但是焦虑恰恰是爱欲动能的信号，去爱，去行动，像去服兵役一样，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伊利格瑞从本体论角度思考“性差异”这一哲学议题。而“性差异”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世界重要的哲学议题之一。从哲学角度理解性差异和从社会科学角度理解“性差异”有所不同。从哲学史角度，“性差异”为何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哲学议题之一？
张念：性差异是本体差异的标记，比如德勒兹的资本主义精神裂隙，就非常关注这个“裂隙”问题，这是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介入哲学思考后，思想第一次将“女人”问题作为哲学戏剧的重要纲目纳入探讨的范围。在哲学的ICU，要抢救的是生命驱力和*能力，和阿伦特思考的判断力的丧失和重振有关联。
你提到不同学科对性差异的理解不同。首先，社会学不定义本质。当人们说，女性主义不是本质主义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生理性别的自然属性/必然性规定无法定义何为女性（femininity）。这种规定性来自于自然法或理性主义的一种本质主义规定。
而伊利格瑞所说的性差异是本体论的一个术语，即“运动本体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运动的产生基于“差异”。当伊利格瑞提到femine/femininity，不是说有“女性本质”要求女性主义者去捍卫，而是将“女性性态”作为质的差异性记号，和自由、无限性、知觉、想象力存在哪些关系。
电影《雪莉》剧照。
新京报：我读完感到最惊喜的是伊利格瑞提出的“封套”概念。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复杂，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空间”概念相关，也与如何理解“身体”概念有关。在理性主义之下，空间与身体都是被排斥的，从这一意义上，封套其实是对空间、身体概念理解的重塑。你如何理解伊利格瑞提出的“封套”概念？
张念：对，你的直觉很好。简单点说，哲学“完整性”问题涉及空间定义和格式塔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但伊利格瑞告诉我们，皮肤、阴道、黏膜和爱人的怀抱，这些在空间上怎么理解，你不能说身体是整张皮，而是整张皮的“包裹”给予我们身体完整性的感觉。概念的边界没有包含在概念集合之中，这是分析哲学家罗素们早就提出的问题，如果是“封套”，并且是有弹性和张力，而不是边界的确定，比如编程，最害怕出错，就在于数位边界必须清楚。就鲜活的生命过程而言，在爱欲现象学中，爱人们彼此赠予“封套”，相互涵养和塑形，“与自身同一”的主体是闭合的，而封套是半包合的，思考“缺口”“裂隙”，才有朝向真理和爱的可能。
女性主义最有活力的地方，在于跳脱各学科方法论的条条框框
新京报：聊到女性主义，这两年来，性别话题无疑是公共讨论中凸显的重要社会议题。你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就你的观察，有关中国的性别议题讨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张念：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们有机会再讨论。在此我只能印象式地说几句，性别议题成为互联网平台的高光标签，这和女权主义本身所强调“身体知觉”，或者黑格尔说的“直接的现实性”有关联，和一般的思想启蒙不同，不需要粗糙的观念传播和渗透，女生们在处境之中直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她们仅仅因为身体的差异，而遭受了比男生多出一层的“外在强制”力。
另外，用通俗的话说，基于女性的“敏感”，连枝带叶地把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摊到桌面上了。我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社会特有的现象。我甚至认为，攻击和反对女权的声音越强烈，恰恰是撕开死寂局面的喜人开端。我们要习惯公开的争议，并在其中练习思辨的心智能力，毕竟一代又一代人，都得寻求生活世界的意义。
有关伊藤诗织的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新京报：女性议题的热度与关注度上升，也遇到一个问题，即它是具有代表性的性别遭遇，还是只某一特定阶层、特定区域的女性议题？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到过，互联网上许多议题的讨论其实反复出现，但人们倾向遗忘。
张念：一定要警惕一种偏见，知识分子自以为曾提到过、解释过的某些议题，怎么还在复现，这会弱化自己工作的价值，不必这么自恋啦。现实是一种趋势，很多复现的问题，表面上和过去一样，但有新的意识样态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了，即“in me”（注：住在“我”之中，宾格的“我”），这是哲学上的时间问题。
女性主义有趣有活力的地方就在于，跳脱各学科方法论的条条框框，需要更综合更完备的学术视野和知识储备，比如“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比如“东亚”是地缘政治的研究范畴。举个例子，一个女性主义者用阶级论指责“阶级特权”感，其实是要说女人内部因阶级的差异，感知内容不同，那我要问的是，提出这个说法的你在哪个“阶级”？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先把自己算在里面。逻辑上，强调主客关系的认识论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而女性主义哲学家布莱多蒂会说：我住在女儿身里；我住在父权-语言系统里；我住在女权话语里。你看，主体论炸裂了，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你在女儿身前面加上，工人阶级女儿身，这相当于第二种情况“我住在意识形态话语里”，那么feminism可以抹除了。
我们的学科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工具，是18世纪人文科学分科造成的，但人文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其基本原理和根据在康德的第一批判已经奠基好了。知识主体，大写的“我”是普遍的一般的意识，你不能说我在地理空间上区分出个“东亚”和“中亚”，我就对普遍的认知主体构成批判了，不是的，因为最有力和有效的批判，必须如伊利格瑞、波伏瓦所做的工作那样，在“主体”、“存在论”，在根基、地基的构成性和层级上，去撕开“理性父亲”单独抚养了一个叫“知识”的私生子，就学术研究而言合法则性就可以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研究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女性主义还有待发明更多概念，概念是本体投下的阴影，可以再现“自我给予”的一个反思，并应映上面提到，知觉活动高强度的变化频率，这一点，我们只要想到艺术活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新京报：还有一点，欧美社会的女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资源。你在博士论文《性别政治与国家》一书中也有论及。相较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有何独特的路径？
张念：哦，这个问题很大，我用一本书在回答，这里就不重复了，举个例子，可以从具体问题切入，比如中国女性解放，是以婚恋为引擎的，这是我们的独特性，另外现代思想史有“新女性”的说法，而没有“新男性”的说法，是不是说，中国女人的现代启蒙（注：即自我心智的启明）早就完成了，而“男人”们呢？还未完成？
《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张念著，三辉图书 | 商务印书馆，2014年2月。
新京报：我之前做五四“新女性”文章选题时，读到过相关资料，“新女性”的说法其实是男性言说自身的代餐。中国女人的现代启蒙是放置于男性话语（民族大义）之下的，这也导致女性解放往往被放置于次要的位置，一旦与更高的目标相悖，女性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当然，“新女性”的提出，无疑让女性有了新的语言和思想资源，也激发了一代代女性走出家庭。
张念：当然这个结论没有错，我在《论中国妇女解放》里有提到，但支持这个结论的不是僵死的思想史材料，我是以现代中国女性“出走”事件为引擎，女性行动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考察的对象，分析了“女性出走”的现象学理由，缠足和“脚的解放”身体感知依据。如果分析越细致，感觉的辩证越强劲，那么就有可能更接近事情本身。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思维定势，比如某某思想资源，如手机键，手指移动，后台程序运作，表象就如你所愿了。
新京报：今天当我们讨论性别议题时，很少会多维度地从女性主义哲学角度展开辨析。就你的观察和研究而言，女性主义哲学的前沿议题与实践会为我们思考性别议题，带来哪些新的突破？
张念：社会批判必须使用gender这个概念工具，因为人的认知首先要从表象切入，社会学没有责任解决和回应根本性的问题，任何严肃的社会学工作者，他们采集样本材料，罗列事实，在杂乱的社会现象中锚定一个观察点，因为gender是容易上手使用的学术工具，当然从社会效果和价值上，对一般性别意识的社会培育，他们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当我们说事实不仅仅是事实的时候，gender的尺度就站在背后，让男人女人们习以为常从未察觉的经验，出现了一个标红的伦理提示器，习得最低限度的反思能力。性别研究的社会学成果非常丰富，美国学者在这一块做得很好，他们积极地和社会运动进行有机的链接，像朱迪斯·巴特勒所做的工作，非常棒。
但是，就在最近，美国高院废止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宪政权利，女权运动成果最丰富的社会，居然在“终止妊娠权”的问题上，对女人的自由意志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回头检视，社会批判的力度在理论层面或理论支持上，是否要进一步得到挖掘和蓄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