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她》剧照。
新京报：与哲学有关的另一个话题，便是近几十年来有关人文科学衰落的讨论。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在提倡重估人文科学的价值。人文科学的衰落的讨论背后，既有关人文科学自身的危机，也有关外部制度性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如何理解哲学在当下的关键价值？
张念：康德在《系科之争》的文章里说，哲学应该是大学所有学科的“审议法庭”，而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指文科以人的所有活动为对象的知识体系，其研究方法来自科学实验室，采样，取证，测量，定性，定量等，就是说研究者是站在观察理性的角度，反复掂量研究对象，和对象漠不相关，我们的问题是，研究者自己是不是人，漠不相关当然是专业训练的要求，但漠不相关的位置是一个世界之外的视角。那么，人文科学的衰落是自我招致的，它跟从在物理世界的法则背后。
福柯的《词与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卓越研究。他说人文科学在规则和冲突，功能和意义之间摇摆不定，这个危险的举动还在从事对“人”的构造。如果意识到危险，人文科学可以亲近哲学，后者的工作是巡视一切，发明概念。概念是本体投下的阴影，阴影构造的图形拓扑学，可以帮我们人进一步了解自身。发明概念，更新方法，目前主要包括起源论，结构主义和生成说，与传统人文科学依附在实验科学背后的方法论完全不同。
福柯旧照。
我们也不需要上纲上线什么“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现象学之后，“我们”“人类”这些说辞住在“我”（in me）之中，注意宾格的“我”，这让我联想到#Metoo运动，其哲学意味很多人还没get到，基于思维的懒惰、感知的麻痹和知识的傲慢，以对立的情绪指责女权运动制造“对立”的麻烦。话说回来，“我们”是一种知觉显现，就“自我给予”的现象而言，就是一个反思了，人人都是哲学家。
新京报：近年来，也有一些哲学学者出圈，成为所谓的学术明星。比如刚才提到的韩炳哲。其中，欧陆体系的思想家在人文社科的知识市场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相比英美哲学，欧陆哲学每一次新思潮似乎都能成为人文学科的“明星”，围绕他们思想的论文也占据很大比例。你如何看待欧陆哲学的思想体系，为什么他们的理论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和追捧？
张念：嗯，这个问题很好。联系刚才说的“人人都是哲学家”，诸众和诸个“me”对融入对象，对主体位置的千回百转更有兴趣了，而不是严密地分析对象，以精确性担当科学的使命，欧陆传统和英美分析学派的区别就在这里。形而上学也好本体论也好，欧陆派没有彻底放弃，而是变换着面目出现。简单一点说，知觉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知识体系的出发点。当我们知觉的时候，有不可见的东西介入了，康德称之为狂乱的先验想象力，这个东西关乎“自身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物种的创造活动根本而言依赖这个。只要大脑没有死亡，意识活动就像字节跳动一样，起起伏伏。
受到青年们追捧的“明星”，就是在“自身性”这个触点上的激情显现，当然明星们漫长而艰苦的研习过程，是在欧陆传统之中，我经常鼓励学生们，从“喜爱”的激情和惊诧出发，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去为自己的生命筑居，这个方向是好的。
《他者的消失》，[德]韩炳哲著，见识城邦 |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天生的女性主义者？
新京报：刚才我们聊了你过往工作的不同面向。回头来看，你如何看待这些工作/作品在思考序列中的位置？
张念：康德说“在思考之中为自身定向”，我不太习惯按部就班地针对某个研究对象去跟着别人说。我的方法是围绕“自身性”这个晦涩的本体概念，去锚定我写作的计划，当然逻辑回望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活动：为中国妇女独特的解放经验做理论辩护；为“女性”概念的幽暗找到“主体”话语破解的缘由和根据；辨析复杂的政治生活与生命意义的内在关联，我把自己的这几本专著当作思考活动的路标。
《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张念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1月。
这些路标上写着“独特”“晦暗”“复杂”，在概念戏剧或概念的生命故事里，可以和黑格尔《小逻辑》“物”的章节参照，他说这是和一般本质所要求的知识规定性不同的“物”的“奇异性”。生命在大多数情况，都在遭遇“奇异”，情感上表现为快与不快，就是说“感觉自身的运动”在理论上如何可能。但我认为这不够，尽管学术储备是前提或工具箱，我要对有关痛苦的激情追根究底，比如身为女人，在处境之中；身为人，在“城邦”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说吧，在女性主义的处境意识之中，正如阿伦特说的在“世界之中”，理论的笔触才鲜活率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