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新京报：有关“痛苦的激情”这点，可以展开说说吗？
张念：痛苦的激情一词来源于希腊词汇pathos，也就是我们今天英文中的passion。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精确的表达应该是痛并快乐着，这个症状是一种自我的防卫机制，还有一个词叫做pathology，译为病理学。刚才我们聊到的伊利格瑞的书中也在谈有关激情的伦理学。
当我们说“痛苦的激情”，它指代的不是我因为某个具体的事情（比如失恋、失业）而感到痛苦/不满，而是说我对周遭的世界、对自己存在的状态的一种“感觉强度”，这也是康德在范畴论第二组里对“质”的界定。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清晨或者黄昏，人会没来由地感到忧伤，进而绝望。
正是因为有了对这种情感强度的感知力，我时常会被这种感觉的强度所搅扰，进而我对我周遭的世界——作为女人的，作为中国女人的世界/处境，始终保持敏感，也愿意追根究底，将它们作为探索的对象。
新京报：说到这里，我很好奇，你上学时为何会选择哲学专业？今天回头看，对你的学术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作品都有哪些？
张念：没有拣择，我总是被脑子里的怪问题所包围，15岁时读《安娜·卡列宁娜》，对“丈夫”这个词的印象全部来自卡列宁，无聊乏味的代名词；18岁时我在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然后就遇到了一本删减版译文粗糙的《第二性》，那个欢天喜地，现在还记得：居然世界上还有人跟我的问题一样，那就顺藤摸瓜，展开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生命图谱。
《第二性（合卷本）》，[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
性别观不是外部输入我的，可能是天生习惯有说“不”的偏好，凭莽撞模糊的直觉，年轻时最清楚的是：厌恶什么。具体来说，厌恶别人说教，厌恶千人一面的做法，尤其厌恶陈词滥调。后来才明白，海德格尔是对的，栖居在语言里，要有自己的筑居能力，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呀。
具体的影响主要不是书本，尽管我是阅读狂，书桌如爱人，能让我平静下来。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成长在广州最自由开放的阶段，伴随着新兴的媒体产业一起见证过我们社会活力的蓬勃与希望。做过编辑和记者，采访经验可能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我有探索他人精神世界的热情，接触过社会层面的各色人等。后来发现，上课成了职业，喜欢说话的前提得益于这种训练，就是倾听他人的能力。
在思想能力孱弱，学术技能贫乏的青春岁月，我就写小说，来表达我的怪问题，我出版过小说集，学生告诉我，孔夫子网上还有。但思辨活动更让我感兴趣，感受力为我输送源源不断的资源，思辨让我获得精确的表达能力，丰富但不杂乱，这是我要的。
你要我谈学术影响比较大的，这个不好回答，因为学术训练是系统性的，不由得你喜不喜欢，但是我会留意自己的阅读反应，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是在一种完全兴奋的状态中读完的，他那严密到变态的几何式论证以及对身体和灵魂的论述，吸引着我。
《伦理学》，[荷兰]斯宾诺莎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1月。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分享一下你与女性主义的相遇（wonder/惊诧）吗？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曾经最困扰你的“性别问题/困惑”是什么？
张念：困扰谈不上，就是觉得窒息或惊诧，比如父母认为女生读个本科，找个舒服的工作，成个家，就完美了。但因为我被奇怪的问题纠缠着，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幸好父母比较开明，他们的放任，不管不问，或者说放弃期盼，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离家出走，独自找个破房子，准备考研，跟当年的“新女性”那种决绝一样，还好没有饿死病死，大环境不一样了嘛。我是比较敏感的，比如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慈祥的导师问，女生搞理论很辛苦哇，嗯，我觉得这很好玩，为什么，他为什么代替我去感受理论工作到底辛不辛苦。
可能无知者无畏，生活经验上，别人认为危险的做法我无所谓；别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我能看出陷阱。天生的女性主义者？不知道。
记者 王青
编辑 王青 罗东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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