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西，可以看到不少“旺铺转让”的告示。/碗几摄
在江南西开手工意面店的幸姐告诉我，附近每新开一家社区餐饮店，她都能明显感觉到客人被分流了。她的小店约50平方米，容纳着吧台、厨房、六七张小桌子，还有三只爱猫的小窝。
开店3年来，她眼看着附近的餐饮店换了一批又一批，“旺铺招租”的告示也贴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因情怀而入场，却因为生意中的真实计算而退场。能存活下来的，总是少数。
有人为糊口，有人为情怀
在江南西这样店铺流动率大的网红街区，一家小店能存活过3年，已经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
幸姐原是酒店的大厨，3年前“被失业”，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于是咬咬牙开了这家小店，想着收入应该能比打工高不少。
然而，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社区店生意难做了，堂食变少，只能转做外卖。
可由于菜品制作成本较高，她的菜品在外卖平台上与十几块一大份的预制菜相比，在价格上毫无优势；另一方面，消费者点外卖图的是方便和快捷，而手作餐饮店主打的是体验感和精细感，在讲求“快”的外送流程面前，社区小店的这些优势被通通抹平。种种原因下，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幸姐的小店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幸姐的小店里，哪怕是客满，也顶多能接纳20位左右的顾客。/碗几摄
阿朱的咖啡小店开在中山大学南校门的对面。她的店是附近街区唯一 “像样”的咖啡店，主要做的是附近三所院校的学生生意。店内面积约20平方米，整体装修、布置都以实用为主，天气好的时候，阿朱会把店外的遮阳伞打开，让客人可以坐在露营帆布椅上，边聊天边呼吸新鲜空气。
不少熟客总担心她赚不到钱。一瓶冷萃咖啡，制作时间一般需要10个小时甚至以上，在阿朱店里堂食卖26元，在外卖平台上卖30元（扣除外卖平台近30%的佣金和各类活动满减后，她真正能拿到手的不足20元），而相近的品质放在高档小区或者写字楼附近则可以轻松堂食卖到38元。对此，阿朱并没有太多怨言，她认为，在社区开店，首先就不能抱着要赚大钱的心态。
每天上午，阿朱都忙着给外卖订单出餐。/碗几摄
小店刚开起来时，学生们喜逢甘露：“这附近终于能有一家可以坐下喝咖啡的店了！”她还主动跟我聊起她发现的一个“怪象”：她的店里，很少有大一大二的学生来，来的大多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她开玩笑道，他们大概是吃过生活的苦，便不觉得咖啡苦了吧。对于学生们来说，去阿朱店里，不但能够喝到新鲜的咖啡，还能有个让自己暂时忘掉繁忙学业的窗口，不但能和她聊聊不顺心的事，还能听她讲冷笑话。扎进社区创业的年轻人相信，这样的“人情味”是社区店独有的魅力。
讲起和学生间的趣事时，她脸上露出了姨母笑。实际上，阿朱今年才25岁，来她店里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大多比她年纪要大。他们向她吐槽科研里的不顺心事，也谈年龄焦虑。有个老熟客跟她抱怨道：“我快30岁了，博士也快毕业了，却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说这话时，眼神里带着对阿朱和她的小店的羡慕。
是的，人们对社区小店带有一种电影《深夜食堂》式的滤镜——老板寡言但有智慧，总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关怀那些疲倦的灵魂。对于他们的人生命题，阿朱当然没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她可以提供的仅仅是一杯给他们续命也好，抚慰也罢的咖啡，一个他们在“精神内耗”期的喘息地，一次于学生们而言是“围墙”之外的治愈对话。
社区小店里，似乎总是藏了很多故事。/《深夜食堂》截图
当然，也有“明知不赚钱，偏要把店开”的社区店“玩家”。
与幸姐及阿朱相比，95后子华开店的压力似乎要小得多。他在五羊邨开了一家茶、咖啡、中药元素相结合的饮品店。作为传媒工作室的老板、抖音和小红书上颇有经验的创作者，他并不打算把新媒体营销那一套用在自己的店里，原因很任性——他想要和客人逐个聊天。这样的底气，来自于他已经做好了靠其他副业来给这家小店供血的准备。
子华并没有对上一任租户留下来的铺面进行大改造，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些瓶瓶罐罐和宣纸的装饰。他的小店店面光亮、整洁，适合久坐。
他半埋怨道，刚开业时来的人太多了，远超他可以用心招待的顾客量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流量慢慢在变少，这倒让他感到舒适。
在我去他店里的那两个小时里，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店里只有一位客人。子华对这样的状态似乎“心满意足”，他称希望能把店做得慢一点，沉淀下来，才能做得长久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