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离开阳谷县时，除了带着老婆孩子、几个仆人之外，个人财产就只有两个箱子，箱子里也多是妻子的衣服和一些陪嫁的珠宝，由此可以看出，武大郎为官时期是两袖清风的。
回到老家后，武大郎也没闲着，他开办了学堂，教当地的孩子读书认字，农忙时期，还经常跟着当地的农民一起干农活，而自己的那一点工资，也多用于救济乡里乡亲，武大郎深受村民的尊敬和喜爱，整个武家那村都以他为荣，争先向他学习。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武家那村在河北邢台都是响当当的大善之村。
武大郎去世后，当地村民为了纪念他，专程筹钱为他修了一座坟墓，还找来大儒为他题字刻碑。不过，村民们发现，武大郎为官太过清廉，家中没有多余的财富，以至于在下葬之时，只能带一些衣物，这未免太寒酸了。
当地的一些乡绅敬佩武大郎的品德，就筹钱为他打造了一副金丝楠木的棺木。
那么，历史上的“武大郎”是如此清廉的好官，为何会被后人污蔑为矮小、丑陋的小商贩呢？贤惠的潘金莲为何被描述成无节操的妇女呢？要想知道其中的秘密，还得从武大郎早年的一个好友王某说起。
话说这个王某，当初对武大郎是有恩的。武大郎在中举人之前，家境贫寒，根本没有钱去读书，正是在王某的接济下，武大郎才考取了功名，才飞黄腾达的。
当武大郎成为阳谷县县令后，王某因做生意失败，生活陷入窘境，不得已之下，他去投奔武大郎。见到昔日的恩人后，武大郎也是非常高兴，把恩人留在家里住了几天。
不过，王某在武大郎家住了几日后，多次明里暗里地希望武大郎要帮助自己一下，自己想在衙门里谋一个一官半职的，但武大郎为官是有原则的，并没有给他任何帮助，相反还多次委婉地拒绝了他。
在武家待的时间长了，招待他的饭菜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这让王某十分不满。后来，王某见 入仕无望，就不辞而别了。
王某回到家后，越想越生气，他觉得武大郎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自己当初帮他这么多，就是不知道回报，没有当初的帮助，也就没有武大郎的今天。
王某在一气之下，就开始到处散播谣言，抹黑武大郎，声称武大郎是个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人，而他的妻子潘金莲，更是一个不守妇道，多次“出轨”的女人。
而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源于武大郎曾经惩治的一个当地恶霸，这个恶霸的名字就叫西门庆。随着王某的谣言散播，许多被武大郎惩治过的不法分子，也开始报复武大郎，造谣抹黑武大郎。
渐渐地，谣言传播得越来越广，三人成虎，人们也开始相信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了。到后来，传着、传着，两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版本。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一次吃饭时，从别人聊天中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不明所以，就把这个故事写入了《水浒传》中，经过一番文学艺术的加工，于是，就有了懦弱的武大郎和放荡的潘金莲。
不过，谣言毕竟还是谣言，真实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当《水浒传》火爆的时候，武家那村听说这本书污蔑了自己的祖先，也是非常气愤的，他们想为祖先“辟谣”“正名”，但那时，作者施耐庵早已逝世多年了，他们没有办法去追究已故之人，这件事也只能就此罢了。
直到1992年，专家对武大郎墓进行考古挖掘，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才揭开《水浒传》中描述的武大郎、潘金莲600多年不实传言。（从明朝《水浒传》算起，600多年）
即便专家为武大郎、潘金莲正名了，但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影响力太大了，它的内容已经深入人心，相关部门也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状态。
施耐庵的后人了解到此事后感到非常自责，他们专程来到武家那村，向武大郎的后人道歉，并前往武植墓碑前认错，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施耐庵的后人还专程做了十六幅画，配上诗文送给了武家人。
对于，施耐庵后人所做的一切，武家人就不再追究先人的事了，他们都释怀了，在之后的日子里，施耐庵后人和武家后人一起为武大郎夫妇正名。
如今，武家那村也搞起了旅游观光项目，一来是能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二来，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情况，为武大郎夫妇正名，扭转现代人对武大郎夫妇的误解。
许多游客刚来到这里，听说武大郎夫妇清廉往事和善举时，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没有人能想到，《水浒传》中的武大郎竟然和现实中的“武植”完全是两类人。当武家后人为游客们讲解武大郎的故事后，许多人由衷地为武大郎夫妇竖起了大拇指。
随着旅游区越办越火，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同的意见也多了起来，很多人对此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一些人更是声称武家那村的故事是杜撰的，《水浒传》里的故事才是真实的。
对于这些质疑的人，武家人也尽量保持宽容的心态，更加耐心地为其讲述历史，还贴心地带他们翻阅县志和武家族谱。
在武家那村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武大郎夫妇生前是大善人，而对于小说里描述的人物，仅仅把其当作一个名字和一个角色而已。
对于这件事情，笔者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不一定有一个原型，也可以是多个人物提炼而成，对于《水浒传》中武大郎的故事，也不例外。
另外，对于武大郎与潘金莲事件，笔者认为武家那村的可信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梁启超曾提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由此可见，对于考古来说《县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其可信度应该远高于小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