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东北“易帜”，不能不立刻想到张学良。张学良，字汉卿，人称少帅，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从19岁起就随其父驰骋疆场，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和军团长等职。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他强忍悲愤秘密潜回奉天主持大局。7月4日，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基本实现了东北政权的平稳过渡。但日本的虎视眈眈使东北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东北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张学良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在卖国、分裂还是“易帜”、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张学良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呢？
早在讲武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就初步树立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在随父征战过程中，军阀混战造成的国家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乱象，使他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战争中，张学良感佩于蒋介石“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口号而极力主张奉军罢兵息争，退回关外，加强国防，防止日本侵略。同时，他经年在父亲身边工作，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骄横跋扈，过够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日子，也极力反对父亲对侵略者的迁就和让步。父亲被暗*后，他更是背负国恨家仇的双重责任。
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之初，“北伐军”已打到滦河，隔河与奉军对峙。因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而不再进攻东北，所以，只能采取其他手段争取张学良“易帜”归附南京。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也认识到，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报国恨家仇，因而准备接受蒋介石的“易帜”要求。张学良的“易帜”能够顺利实现吗？
先说日本的阻挠。日本炸死张作霖后，占领东北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其独霸东北的既定方针没有改变，因而极力反对东北“易帜”。它企图逼迫张学良充当受其控制的东北王，进而独占东北。面对这种形势，张学良把*父之仇藏于心底，采取灵活、谨慎、稳妥的对策与日本周旋。待局势相对稳定后，张学良于7月10日派代表与南京政府接洽，商定于1928年7月21日实行“易帜”。日本闻讯后粗暴地威胁张学良，为稳妥起见张学良只好暂缓“易帜”。
南京政府对日本的无理干涉提出严正抗议，并派方本仁为代表与张学良再商“易帜”事宜。但田中内阁对南京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决心干涉到底，并派前任驻华公使、“中国通”林权助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到东北与张学良当面交涉。林权助到奉天后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的既得利益和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劝贵总司令，暂时还是观望形势较为妥当。假如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尽可以采用武力弹压。张学良毫不示弱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我之所以要“易帜”，是完成中国的统一、实现东三省人民的愿望。以我个人的资格，我可以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但就国际关系而言，我想日本政府绝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林权助则说，所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张学良说：我的决心，也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但为了避免济南惨案那样的祸端发生，张学良权衡再三并与南京政府代表协商后，决定暂缓“易帜”，林权助总算心满意足地回国复命去了。
日本的无理干涉，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它们不能容忍日本独霸东北，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支持中国统一。而日本国内也发生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田中内阁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除日本的阻挠外，张学良的“易帜”还受到奉系内部实力派人物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破坏。张作霖死后，杨、常二人通过网罗党羽、排斥异己、安置亲信等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部分军权、财权，并以此为资本，企图取代张学良。为此，他们不但与桂系白崇禧密谋破坏东北“易帜”，还与日本暗中往来，企图凭借日本的势力掌控东北，但终究没能得逞。
张学良冲破日本的阻挠和杨宇霆派的破坏，待时机成熟后，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他发表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改奉天省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