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嬴政东巡时所立的“秦七刻石”并没有提到五德终始，而以横扫六国的功业为主，如《绎山刻石》的“经时不久，灭六暴强”、《泰山刻石》的“廿有六年，初并天下”、《东观刻石》的“振动四极，禽灭六王”。从中不难看出“功业理论”依然是其天命的基础，也是其自信心的基础。不过，《绎山刻石》中出现的“戎臣奉诏”四字却有些耐人寻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破洛邑而灭东周，当时嬴政尚未继位，而“秦七刻石”中嬴政认为其平定六国用了“廿有六年”，自是从其继位开始算起，那么这个“诏”字是否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嬴政对周朝天子的尊崇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嬴政费尽心机构造的新天命理论，很快就变成了秦朝的坟墓。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于大泽乡首举义旗，很快“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七年之后，刘邦建立汉朝，将嬴政的“功业理论”与“五德终始说”尽数取用，终于创下了另一个福泽深远的朝代。
嬴政“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的评价并不算过份，然而秦朝的二世而亡却的确令人咋舌，这一段历史注定将被后世的怀古者无限咏叹。贾谊在《过秦论》中评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慨“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杜牧生活的年代，距秦亡已有千年，这一段往事给后人留下的烙印，可想而知。
秦二世而亡自然有其政治上的诸多过失，但从嬴政的“功业理论”与“五德终始说”来看，秦朝纵然“施仁义”也不可能“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因为终究会有更大的功业出现，而德运也一定会有终与始。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道理，又何需读书才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