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自业”四个字，乍一看真令人触目惊心。部分研究学者据此认定司马相如这时候已经落入了生计无着的窘境。于是才不得已前往临邛，与故交临邛令王吉联手做局，勾引富豪卓氏的千金文君，演出了一场“窃财窃色”的闹剧。
假设我们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结合定性为一桩“窃财窃色”的诈骗案，那么关于司马相如犯罪动机的分析——为贫贱所迫而遂起贼心——恐怕并不那么可靠。因为《司马相如列传》的后续记载又提到了两处细节，足以对上述犯罪动机构成强有力的质疑：
第一， 去往临邛的时候，司马相如配有仆从。县令王吉前来拜谒，相如往往托辞称病，让他出来应付答礼。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甚至说，相如与文君互通殷勤，在其间穿针引线的也是这个人。一个窘困到无以为生的人怎么还有仆人伺候呢？
第二， 临邛富豪卓氏与程氏听说县令有贵客来到，相约大摆筵席，宴请王吉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往赴宴的时候，太史公说他自有车马相随，仪态雍容闲雅。这又岂是困顿蹇促的模样？
或许，认定司马相如“窃财窃色”的人会辩解说：既然是王吉和司马相如连手编织的骗局，那这车骑也应该是王吉借给司马相如的道具吧？但很遗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并不支持这种推测。
本传说，与卓文君成婚之后，司马相如夫妇在临邛开了一间小酒馆。投资这间酒馆的本钱正是卖掉车骑之后换来的。这足以证明赴宴所乘的车骑是司马相如的“婚前个人财产”——如果这车骑是问临邛令王吉借来唬人的行头，司马相如敢在王县令的眼皮子底下随意发卖吗？
在家有仆从伺候，出门有车骑相随。司马相如的物质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那太史公又为什么要说他“无以为业”，这四个字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我想，下面这个典故或许能够提示我们答案：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先进》
《论语》中的这一段说的是个悲伤的故事。颜回死后，他的父亲、同为孔门弟子的颜路跟老师孔子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问孔子能不能把车马卖掉，给颜回置办一副寿材。虽然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但颜路的这个要求，孔子却没答应。孔子解释说：我毕竟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弃车徒步，是有悖礼法的。
孔子是否对自己的学生太过冷漠，那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个故事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车骑在那个时代是官宦身份的象征，标志着这个人现在或者曾经担任过某一级别的官职。
太史公说司马相如“无以自业”，那我们不妨反问一句：相如究竟“以何为业”？以蔺相如为楷模的人，当然是专意仕途，梦想出将入相的。返回蜀地之前，司马相如辗转于汉都长安和梁都睢阳，他孜孜以求的也正是这个目标。虽然眼下无奈赋闲，但拮据如此，司马相如仍然像孔子那样咬牙保留了出行的车骑。这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东山再起还抱有希望。
上一回游宦中原，到孝景帝身边做武骑常侍，司马相如走的是赀选的路子，也就是凭借一定数量的个人资产通过了朝廷的抡才选拔。可游宦毕竟须要自己掏钱置办衣裘鞍马，一连几年下来，开销不在少数。司马相如很可能也遭遇了前朝廷尉张释之那样的窘境，因为长期沉沦下僚致使个人资产缩水。
贫穷与富有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形容词。用哪一个关键看参照的标准是什么。离职返乡后，倘若司马相如剩余的家产已经够不着赀选的最低标准，这便是“家贫”，便会阻断他曾经的入仕通道。太史公所谓“无以自业”，恐怕应该以此作为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