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以上分析了《太玄·莹》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等思想的内在涵义，以下分析扬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为此需要分析扬雄的身世及其个性，从中找出他之所以能够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所在。
扬雄写作《太玄》，有其必然的原因，且有特定的思想主旨，为此需要了解他的家世传统、人生经歷、个人性格、人生态度。
宋代司马光的《集注太玄》
《集注太玄》之一页
扬雄的祖先为周代的贵族，在黄河、汾河之间食有采邑，到周王朝衰弱时，也号称“杨侯”。战国时，受到晋国六卿的逼迫，其家逃避到楚国的巫山地区。楚汉相争时，又为了躲避战乱而再次移居，这次是溯江而上，移居到巴郡的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其家又为了躲避仇人而再次溯江而上，移居到蜀郡的郫县。
由此可见，扬雄家族对于战乱、险难、仇祸，一向采取避让态度，几百年来，这就成了其家族独特的思想传统：不与人争，主动避让。这与《太玄》所说“故君子内正而外驯，每以下人，是以动得福而亡祸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避祸全身以为福的思想，正是《太玄》的思想主题之一。
从扬雄的个人性格看，亦与其家族传统和《太玄》的思想相符合。《汉书·扬雄传》称他
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僥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可见扬雄性格的特征是孤寂内向，淡泊名利，好学深思。这种性格决定了扬雄必然会走通过深思而著《太玄》以自守的道路，决定了《太玄》必然以君子修德自善、避祸全身为主旨。
扬雄的人生态度，由其家世传统和个人性格决定。扬雄的人生态度，在对待屈原沈江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扬雄传》云：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这是表示不赞成屈原投江自*，提出得时则行、不得时则缩的人生方针。这与其晚年所撰《解嘲》、《解难》、《太玄》的思想完全一致，表明扬雄一生皆以此种态度步履人生。
扬雄的《反离*》一文，反复说明了他对屈原自*的看法，如：
“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早睹？”
批评屈原不能识微知机，洞悉时势之变，以致遇变遭祸而无思想准备。
“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飙累之蛾眉？”
批评屈原不能适时藏善弢光以保护自己。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
指出圣哲不遭乃固有现象，对此抱有仇怨心理，亦不可使昏君悟改，从而使圣哲的命运有所改变。
“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说明时势可以变化，遇祸险时应坚韧挺住，岂可以一时之难忧而自尽？
所以扬雄认为屈原自*是“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诚不足取。
扬雄从屈原的遭遇及命运，联系到歷史上更多圣哲的遭遇与命运，做出了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择，表明扬雄与屈原思想倾向的不同。
扬雄在其青年时期的作品《反离*》中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在经过更长的人生经历之后，到晚年终于表述于《太玄》中。《反离*》中的语句及思想，在《太玄》中尽可找到更详尽明白的表述，由此可知扬雄一生思想的轨迹。
扬雄之所以做出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择，一是由于其家世传统与环境及个人性格，一是由于他对旧有文化的学习以道家为主。扬雄出身平民，有退避全身的传统，性格淡泊。屈原则出身贵族，一直受到重用，属于事功型性格，一旦受挫遭祸，则承受不起。扬雄所接受的文化是广博的，据《汉书·扬雄传》记载，他“博览无所不见”、“非圣哲之书不好”，这种思想文化的博览，自可拓恢人的胸怀。扬雄又曾到成都师从严遵（即庄遵）学习。严遵的人生态度与治学倾向，深深影响了扬雄。
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严遵修身自保，不出仕做官，以卜筮为业，每日得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又依老、庄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可知严遵乃道家学者，扬雄从之学习，必亦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他在《法言·问明》篇中说：
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
可知扬雄极为赞赏严遵的人生态度和节操，认为这是“居难为”的，是常人难以做到，唯圣哲君子才能付诸实践。
这样，他所学的道家思想与庄遵实际履行的道家风范融合为一，成为主导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强有力的支柱，决定性地铸定了扬雄的思想品格及人生态度。
他到晚年写《太玄》，即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而三世不徙官，自甘寂寞以校书天禄阁，则是老子、严遵之类道家贤哲生活实践的继续和重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扬雄及其《太玄》，才可深通其心。
扬雄直到41岁，才离乡出游京师。在此之前，则是读书学习，属于《太玄》所谓“思”的阶段。思有所成，德有所成，才至京师，欲以所学经世致用。
他到京师后，汉成帝召他待诏承明之庭。其后他连续写作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就事论理，讽劝成帝。扬雄知道自己此时尚人微言轻，不能大行，即不能象公卿大夫那样对各种问题抗辞直谏，故只能采取辞赋讽劝的方法。
他认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這一段中的引文，均見《汉书·扬雄传》，不一一注明。
《甘泉》四赋，皆针对成帝的行动，随时奏上，希望以宏侈丽辞打动帝心，其中暗寓警劝之意，希望使帝觉悟，以谨慎的态度治国。
如甘泉宫原为秦代离宫，既已泰奢，汉武帝时又重加增建，愈见宏伟，远“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但这不是成帝所为，故扬雄感到“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因此，“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党鬼神可也”，喻非人皇所宜居。又“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斋肃之事”，希望提醒成帝明白过分泰奢铺张非古代圣王节俭从政之制，亦不合乎祭祀天地之意，庶几有所收敛以谨慎其事。
扬雄的讽劝十分含蓄委婉，目的在于提醒帝王保持警觉谨慎，以便“辉光眩耀隆其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其中的思想乃是物极则反，盛极必衰，正是《老子》之旨。而委婉讽劝，亦反映了他不露锋芒、保身避祸的倾向。
在《河东赋》中，扬雄则因成帝游歷介山、安邑、龙门、盐池，歷观西岳古迹，追慕古人遗事而生“思唐虞之风”时，抓住机会，劝以“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之意，希望成帝能由思慕古人而吸收歷史经验教训，从自己做起，有所作为。
他在赋中说：
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
告知成帝：先王盛迹非高不可攀，只要肯亲身实行，绝无路远不能从之理。
之后所作《校猎赋》，又以先王的得失是非，讽谕成帝羽猎之时，不宜追求“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不要“尚泰奢，丽夸诩”，而要遵守“尧、舜、成汤、文、武三驱之意”，体恤民疾，崇尚道德礼义及君臣之节和圣王之业。提出要“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这比《甘泉》、《河东》二赋，已渐有具体指导之意。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向胡人夸耀，大规模驱动农民进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进行一场庞大范围的围猎，这使农民们误了农时而不得收获。
扬雄为此而作《长杨赋》以讽，借子墨客之口指出：
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
一切行动都要为了“养民”这个目的，而不能为自身之“穷览极观”，“娱乐之游”，“颇扰于农民”，此皆有失田猎的本意，“本非人主之急务”。最后归纳为一条：
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
此乃他中年时期所作四赋的根本性总结，既是早年老庄思想之发挥应用，又是晚年《太玄》思想之先声。
中年四赋之讽劝，势不能犯颜直谏，故多说反话，表面极颂其盛，实则委婉警告，冀帝醒悟。如《长杨赋》借子墨客之口直接指责，仍由翰林主人正面回复，言明田猎习武之必要，及帝王所以田猎之原意。所言皆帝王应当为，而实际正是成帝未能为，所言非所欲，其实正是成帝的所做所为。更于其中提出警告，“事网隆而不*，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其意全与《太玄》相同。
可知扬雄自青年经中年到老年，思想一脉相承·而《太玄》则是一生思考之总结而已。
但事实是扬雄的辞赋讽劝并不起作用。初上《甘泉赋》，成帝“异焉”而已，后之三赋更是异也不异，非但依然故我，而且愈演愈烈，如此朽木岂可雕耶？
扬雄遂反省而知，虽辞赋宏文丽辞，人不能加，然览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也”（《扬雄传》颜师古注）。他又联想前人经验，“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虽不再写赋，但思考并未停止，于是转而模仿《周易》，写作《太玄》，以此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他撰《太玄》，不是求世人所好，唯俟知音之在后。由早年的《反离*》，到中年的《甘泉》四赋，再到晚年的《太玄》，他的思想一脉相承，思考贯穿一生，虽然表述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到最后终于走到圣者之书的境界，这就是扬雄一生好学深思的过程及结果。
研读《太玄》，必须理清这条线索，以见源流。
扬雄于成帝元延三年秋上《长杨赋》后，就认识到赋劝而不止，于是辍不复为了。此后三年及哀帝在位六年期间，乃扬雄总结、深思、构思、起草《太玄》的阶段。
扬雄早年以《反离*》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保身顺时，顽强生存。中年时以四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节俭勿奢，玄默淡泊。此其人生观之发挥，人生、政治二观，其精髓固无差别。晚年则以《太玄》一书，专门而集中地完整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天、地、人根本大道的哲学观，及由此哲学决定和引发的关于人生、政治、社会、历史、学术的诸种思想，构成自成一家的完整体系。
其深思之结晶聚于《太玄》，深思的归结点仍是指导个人的人生，与早年所思终始相合。《太玄》之后，又作《法言》，乃应付时人之作，而《太玄》乃为圣哲知音所作，二者份量在扬雄心中本自不同。唯世人畏难艰而好易，故治《法言》者众，理《太玄》者稀，岂扬雄之知音哉？
为表述《太玄》的重要及答复世人的讥嘲诘难，扬雄又写了《解嘲》《解难》二文。
《解嘲》言人生之变幻，一切贫富、贵贱、祸福、安危、盛衰、兴亡皆变换不居，如何对待这种客观现实，扬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同时表达了对于世人羡求不已的富贵权势之蔑视。
这种蔑视不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空话大言，乃是基于对人生世事深刻认识之上的必然结论。文中表达了扬雄与众不同的追求与理想，和同样基于上述深刻认识的真知灼见。《解嘲》的思想与早年的顺时全身、中年的玄默淡泊一脉相承。
《解嘲》言俗人以为：
士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
扬雄则认为：
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族也。
俗人只知目前的盛福，不知盛福必将走向反面，衰祸将至。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多藏厚亡，盛福之后，其祸也大。知此种机变，便不羡慕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今天“当途”而“高入其云”，殊不知将“失路”而“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而“夕失势则为匹夫”。转化既速，反差亦大，时势所运，一切圣哲庸夫皆无力改变，惟有清醒与蒙昏之别。清醒者审时度势，顺之而已。蒙昏者贪求物利，不知祸之将至，殃及子孙。
这种转化都是至极而反，不到极盛极贵就不会走向衰亡败落。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极者宗危”。因此，贤哲的态度是“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玄默清静，就是应对万变之人生的原则：“世异事变，人道不殊。”
反过来讲，由衰弱祸难之中亦能转化为盛强福安，亦是至极而反。历观范睢、蔡泽、娄敬、叔孙通、萧何诸人的行迹，可知其动而有为须有得当、得时、得宜的条件，此亦顺时而动之义。如何认清现世时势、及时适当行动，是贤哲与俗人的区别之处。处于同样的现世时势中，只有少数有德有才的贤人君子能及时而动，动而得宜，能改变自身的境遇。扬雄总结为：
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不得时则凶。
此即早年所言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之义，亦《太玄》所言：
君子修德以俟时，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动止徽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
扬雄明乎此理，故知时之不遇，不可强为，而“默然独守吾《太玄》”，完成认知天、地、人根本大道的重要工作。
《太玄》既成，又不得世俗理解，故扬雄又撰《解难》以述其意。
他认为《太玄》之书本非为世俗所写，不是期平合众俗之口，所谓“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
对众俗只可给以下里巴人，不能享以阳春白雪，所谓“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
这是因为《太玄》之书乃探讨天、地、人根本大道，其理玄妙，其辞幽奥，非世俗所爱好、所能学者。所谓“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也。”
与此类似者，如《易》亦是如此：
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金乃玉，彼岂好为艰深哉！势不得已也。”
故“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稀”，“俟知音之在后也。”
明乎《解嘲》、《解难》之意，始可通乎《太玄》之意，得扬雄之心。后人多以《法言》为务，置《太玄》不顾，一是不明扬雄本心，二是难《太玄》之辞，故多不能理解扬雄其人。
以上通过分析扬雄家世传统及个人性格，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处世思想在《太玄》中得到充分表述是十分自然的，欲理解《太玄》中所论的福祸思想，必须了解他的家世与个人性格，而欲了解他为什么要在晚年撰写《太玄》，则又要知道他从早年到中年写作其他作品的过程，于是就能一路寻迹到他在晚年的思考与作品的动因所在。
《集注太玄》明人景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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