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来武汉的第63天，楼威辰在给求助者买药的路上，车子爆胎了。送去汽修厂，发现底盘已变形，需要一次大修。
这63天里，为了给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体送物资，他的车跑了一万多公里，几乎跑遍了武汉所有区域，平均一天跑三四个区。
最近很少收到求助信息了。社区开始有限放行，市内交通在逐步恢复，各行各业也在陆续复工。这意味着，武汉已经不太需要他这样的志愿者了。
大年初一，25岁的楼威辰独自驱车700公里，从老家浙江安吉来到武汉做志愿者，其间把积蓄花完了，还委托中介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只为继续救助更多的人。他在武汉挨过饿，失过眠，流过泪，忍过痛，还下过地……“就像一次变形记，体验了各种民间疾苦”。
出发去武汉之前，楼威辰发了一条朋友圈。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武汉，对不起”
安吉至今零确诊，大年三十，楼威辰跟朋友出来玩，整条街上没人戴口罩，那时他还不怎么关注疫情。当晚，他频繁看到武汉各大医院物资告急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找口罩，没找到，凌晨五点才睡着。
第二天上午11点起床后，楼威辰带上手机充电线和一床被子，便开车出门了。他在安吉当地到处找口罩，两个多小时，跑了十几家，终于在一家劳保店找到了，他花1400元买了4000个外科口罩，就直接上高速了。
出发前，他把手机解锁密码、支付密码和墓志铭发给了最好的朋友，并发了一条朋友圈，表示自己要去武汉做志愿者了。
于是，一路上时不时就有消息弹出来，都是劝他回去的，也有一些质疑，叫他不要把病毒带回来。还有个朋友说，进了湖北之后，车内空调记得打内循环。他一下意识到危险和恐惧。十几个人连说带劝，他慢慢打消了留在武汉的念头，决定把口罩送到就回来。
他从来没有开过8个小时的长途。那天下着很大的雨，高速上一路畅通无阻，尤其天黑之后进入湖北境内，几乎没有同向的车。听着雨刮器的声音，疲惫和孤独感更加凸显，他只能靠音乐和抽烟来提神。他打开广播，想了解武汉的情况，但大多时候没信号，只能听到沙沙声。
晚上10点多，他在武昌收费站入口前停了下来。一眼望去，前方一辆车、一个行人都没有，黑夜中只见楼影幢幢。
外面还下着小雨。楼威辰摘掉口罩，又抽起了烟，犹豫到底要不要进城。一旦进城，也许很长时间出不来，他考虑了所有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无法回去复工、没有收入和住处、家人的担心、被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
过了十几分钟，几支烟抽完，楼威辰还是决定进城。
1月25日晚上，楼威辰进城后就看到这个路牌通告，再度加深了他对封城的认知。
他先联系了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说要捐赠口罩，想当志愿者，对方说医院不招志愿者，可以找红十字会。他又联系了武汉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接电话的人一直在咳嗽，让他恍然生出一种末世感，“连坚守一线的人也被感染了？”他更想进去了，“武汉越危险，说明它越需要人。”
11点多，抵达红会办公楼。一楼放着很多物资，有几个人走来走去。办好捐赠手续，楼威辰大概说了下自己的经历，很快被围观起来，大晚上有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大家都很惊讶，说这是大爱。
1月底，武汉市红十字会在接收捐赠物资。
他们找了个空办公室，让他先休息。隔壁是接电话的话务组，24小时三班倒，电话铃声、嘈杂声彻夜不停。他躺在沙发上，凌晨三点多才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吵醒，他被分配到物资组搬货，干了大半天，宣传组的负责人偶然得知他原来做文案工作，便让他去了宣传组。
在宣传组的半个月，楼威辰亲历了每一条针对武汉红会的质疑和谣言，“我们本来是个宣传组，后面变成一个辟谣组”。很多时候，他感到委屈又愤懑。
其中，山东寿光捐赠的350吨蔬菜低价售卖一事影响最大。楼威辰说，这其实是一个乌龙事件，红会确实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事先也毫不知情。当时红会发了一则辟谣申明，仍有很多网友不相信，说“你们都拿去卖了，居然还说没收到这批菜？”后来武汉市商务局回应称，外地捐赠蔬菜的销售收入集中上缴市财政，作为防疫资金。
至于早期物资分发效率低的问题，楼威辰认为，这不能都怪责于武汉红会，因其只负责中转物资和登记收发情况，医院领物资必须要有卫健委或防疫指挥部审批的函，如果有函，就算医院没车，他们也可以送过去。“从我第一天来就知道，他们确实没有权利发物资。”
当时，武汉红会办公楼只能暂时存放少量物资，大量捐赠物资必须集中转运到国博A馆临时仓库。2月1日，央视记者探访国博A馆时受到保安阻拦，交涉过程中直播被切断，现场未见红会人员。楼威辰称，该仓库实际上是防疫指挥部在管理，此事曝光后，物资捐赠工作便由防疫指挥部接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