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走了。他满头的白霜、挺拔的身影，他浓重的豫北口音，从此在我的眸前耳际消失。将近半个世纪，我和他从初识到挚友，情缘相投，思绪契合。现在骤然阴阳两隔，我心里的沉痛是难以名状的。
红旗渠，这个被周总理誉为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的人造天河，是同杨贵的名字连接在一起的。知道红旗渠的人，鲜有不知道杨贵的名字的。一提到杨贵，那张当年杨贵扛着头，领着一队修渠大军走向修渠工地的照片就展现在人们眼前。当年，杨贵同修渠的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并肩作战。红旗渠的修建，淬炼出一股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是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与现代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同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抗洪救灾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这一伟大精神是杨贵以身作则，带领林县人民使之熠熠生辉的。杨贵是功不可没的。
杨贵和县委领导走在修建红旗渠的前列 魏德忠 摄影
今年4月26日，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杨贵同志的告别仪式，悼念人流达数百人。我随着悼念队伍进入灵堂，最后一次深深地凝视着老杨明显清瘦的遗容，不忍离去。我久久思念着老杨的音容笑貌、人格魅力，还有他的为人。他没有架子，说话时总带着那股子诚挚、随和的神情，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大约是10年前，鉴于杨贵获得中央批准为他的问题彻底平反的正式通知，我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和激动，写了一篇文章《敬探杨贵》，展示他的心情，也抒发我的心情，登在《光明日报》上，后来又被《河南日报》转载，颇受人瞩目。很多人读了文章后，打电话给杨贵，表示祝贺，其中包括尊敬的钱正英同志。那一期《河南日报》到了林州，迅速售罄。一篇短短的散文，竟显“洛阳纸贵”。这些都表现出了人们对杨贵的敬重，为他的终于清白而庆贺。老百姓心头有一杆秤。本来是清白的，不管蒙上多少灰尘泥垢，终将还其清白；而这被返还过来的清白，竟比原来的清白更加清清白白几分，可见老百姓这杆秤有多准！
我现在回想起12年前6月间和老杨去林州的细节，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一起参加了省里在那里举办的红旗渠精神研讨会，会前会后，我们一起在林县几个村子以及豫北的几个著名的村子，包括新乡七里营刘庄踏访了一阵子。驱车赶路，走访农家，吃饭休息，我们都在一起，零距离接触了许多天。这一路上，老杨谈兴很浓，情绪亢奋。我当时所闻所睹所思，后来又联想到涉及老杨的其他一些事，感悟良多，其中深深拨动我心弦的是：老杨的心里总是想着农民，想着他们的生活起居，想着他们的甘苦酸辣、他们的富裕程度，想着农村的发展。
老杨后期做农村工作，早年在林县当过县委*，领头修了那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红旗渠，“文革”中受尽了磨难，中间干了一段公安工作，给他增添了许多坎坷。“文革”以后，他到国务院扶贫办工作，到我们国家最贫困的西北“三西”地区做调查，了解那里群众的疾苦。他走遍了“三西”地区绝大多数贫困县，倾听当地干部群众的心声，及时向上级反映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他多次组织“三西”地区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学习，支持在西部兴办乡镇企业，进一步拓宽扶贫致富的门路。他还与多所农业学院协商，将其选定为“三西”地区乡镇干部的培训基地，为“三西”地区培养农业人才创造条件，为“三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他对中国农民的处境有深切的了解，心头始终涌动着一种要帮农民走出贫困，走向富裕，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对于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他始终抱着一种彻骨切肤的感情，为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和同志们在一起，出了计、献了策。
生前，他专门去了一次“三西”地区，看到了那里的变化，许多农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走上富裕路，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也发现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新问题，也有老问题。他禁不住心头的激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许多解决当前贫困农村中问题的对策，颇受中央重视。他也把这份报告寄给了我，我认真读了，为他的激情感染，深受触动。
惦记农民乡亲的欢乐和忧愁，几乎是老杨的一种本能。就在那一年入伏前的那一阵子，我们在豫北许多农村走访，一走进农户家里，老杨见人就问生活过得怎样？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家里添置了什么家具、电器？问长问短不休。
那时正值青黄不接时分，老杨每进一户看上去显得贫困的农家，总要问问：“能吃上白面吗？”“粮缸里还有粮吗？”“孩子上学怎样？”“楼上楼下几间房？”……老杨深情地瞧着对方，细细地听着乡亲们的回话，同乡亲们一起笑，一起愁。乡亲们有认识这个老头的，也有不认识这个老头的，大家都无拘无束，乐呵呵地拉着家常。
老杨尤其关注农村的建设，每到一个村庄，都要问当地干部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标准，贯彻执行得怎样？生产力提高了没有？群众生活改善了没有？村风民风改善了没有？农村面貌、住房、卫生等进步了没有？管理民主了没有？他到处讲，建设新农村不光是盖房子，如果只顾盖房子，村子里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甚至偷盗抢劫横行，那算什么新农村？所以，建设新农村，不能搞片面性。我想起那天在路上，老杨给我讲的一则头一天去柏尖沟村的见闻。
那天老杨路过山腰的一个小村，村支书姓高，35岁，前几年在山西做买卖，挣了千余万元钱。他被推上村支书的岗位后，把这笔钱全部投入村里，给家家户户都安上了沼气，全村生活一下子来了个颠倒般的转变。从此村民告别了拾柴烧柴的苦日子，生活文明了、卫生了、富裕了，老百姓乐得跟什么似的。
一个老太太拉着老杨的手高兴地说：“过去老是低着头往灶门里吹气，怕点不着火，现在真方便。一个月一个灶头只要一元钱，两个灶头两元钱，和城里烧煤气一样方便，还比烧煤气便宜。”村支书小高告诉老杨：“我是有得有失，失去了1000多万元，但得到了全村的拥护。如果我不花掉那1000多万元，存进银行，能得到利息，但是我现在可不稀罕了。”老杨对他说：“你还是得到的多。老百姓的拥护是千金难求的，失去钱财没什么，以后还能挣回来。”老杨说小高35岁的年纪，当年修红旗渠时还没他呢。小高又告诉老杨，他没见过老杨，但听村里的长辈们老是说到老杨。
我听着老杨说的话，一下子忽然悟到，那就是传承。红旗渠精神深深地扎在当今林州一代有为青年的心田，刻上了永远磨灭不了的烙印。红旗渠精神是在杨贵倡导下发扬起来的，它所产生的效益远远超过红旗渠水所能带来的。我们大家都为此骄傲，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把这股子精神发扬下去。老杨心里惦记的，他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中国农民的美好未来。老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以后，他还是十分注意学习和领会中央精神，又表现出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这就是他的胸怀，这一点真让人敬佩。
红旗渠河口总干渠 魏德忠 摄影
杨贵一生力主实事求是，尽力践行实事求是，他是秉承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模范，红旗渠的建设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我想起来，我到林县那天，大雨滂沱，原来打算去青年洞，去不成了，临时改道去了分水岭，又一次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
在红旗渠模型的沙盘上，老杨兴致勃勃，当年修建红旗渠的豪情在脸上洋溢着。他讲到了当年曲曲折折的修渠过程。在修渠工程全面启动前，他们先在山西境内修了19公里的渠道，这才取得了经验，最后下了把整条渠道修起来的决心。先修山西19公里，再全面铺开，这就是实事求是。
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修渠正热火朝天，上级下令要执行“百日休整”，让群众休养生息。杨贵顶着风，工程不歇。上级动了火，给他扣了顶大帽子：你杨贵好大喜功，不顾老百姓死活。杨贵坚定地认为：工程上了马，就要干到底。这就是实事求是。一位中央来的大员，起初是冲着杨贵开刀问事来的，但是当他耐心地听完了杨贵修渠的全部倾诉，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和真情，修正了原来对杨贵先入为主的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杨贵感谢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位领导同志才真叫实事求是。这是其一，再有，这位同志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对于领导同志来说，尤其重要。听不听得进不同意见，往往关系到对一件事一个人的“生*予夺”之大权。其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本身就是实事求是。
说起这段往事，杨贵十分感慨地说：“我一生一世深感对人对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我的实事求是，面对一个正派人，也可以从他那里换来实事求是。这样办事，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真是一条比金子还珍贵的体会！杨贵力主实事求是的体会太多了，一路走着，这种故事几乎俯拾皆是。
车子路过申村，同行的一位同志指着路边矗立的两座砖楼说，这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盖的。大炼钢铁那一阵儿炼出来的是硫铁，根本不能用。当时杨贵拍板把队伍从炼钢炉边拉下来盖房子，就在申村附近盖了这两座楼。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大炼钢铁时对人力的浪费，对天物的暴殄，已成为人们的记忆，而这两座楼仍巍然矗立着，继续发挥着让人们避寒安居的作用。这是货真价实的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的物证。
那天，在红旗渠精神研究会上，老杨应邀在会上即席发言，时间不长，但在话语中也依然使人强烈感受到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光彩。他说：“修建红旗渠是要讲科学的。从山西到河南100多公里，落差很小，不讲科学，可能漳河水就根本流不过来，分段施工，水还是可能流不过来，所以要先修山西境内那19公里的渠道，取得经验，解决水的落差问题，才可能对全渠动工修渠。这就叫实事求是，是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精神内涵的。”
在谈到新农村建设盖房子问题时，他说：“现在房子都盖大了，一家三四口人，盖了三四百平方米，怎么用得了那么多？盖起了自己的住房，周围环境怎么办？上下水道怎么办？所有这些都要统筹考虑。当前农村最迫切的是基础建设，是农民的吃水、道路、上学、医疗……这些是最迫切的。”老杨大声疾呼，两眼放光，实事求是已经成了他身上的一种固有品格，这种精神已渗透于他全身，从他的目光中，人们很容易读得出来。
“你是杨贵。”人们见到老杨，直呼其名——这就是杨贵和乡亲们之间的鱼水关系。我有一次当面给老杨说：“老百姓见你，当面不称呼你杨贵*，而是直呼你的名字，要么就叫你老杨。”老杨憨憨地笑了，他说：“群众没把我当外人，老百姓真好。只要你真心待他，他就会给你掏真心话，他会把你当做自己家里的亲人。”那一年的那些天，我跟着老杨在林州的那些村子里转悠。每到一个村子，总有许多人自动围上来，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他。
杨贵（前排中）与群众在一起 魏德忠 摄影
有一天在河顺镇的西曲阳村，一个姓李的老汉直呼老杨的名字，显得无比亲切。老汉说：“我当年也是修渠的。”一些年轻人，又好奇又崇敬地围上来，他们说，今天可亲眼见到了，真高兴！老杨在路上告诉我，头一天，他到原康镇柏尖沟村，问一个老太太认不认识他，老太太说：“咋不认得？当年还通知我们去参加批斗你的会呢。”
那是“文革”初期，杨贵任安阳地委*兼林县县委*。老杨被指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反动路线，被揪到林县批斗。现在，这位老太太坦然地当着杨贵的面说起当年那件事，一点也没有顾忌，就像在说着别人的事似的。可见，她当年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今天就更不当成一回事了。老太太说：“那个批斗会，我倒是去了，什么也没有说。”老杨满怀感激地说老百姓并非真要斗我呢，无非走走过场，应应景哩。这一次老杨去她家，她用沼气蒸馍，刚出笼，取一个热腾腾的，发得鼓鼓的馍往老杨兜里装，说：“你尝尝，你一定要尝尝。”这才是老百姓的真情真意。当时，还有一个老头挤上来，拉着老杨的手问：“你还记得我吗？我还和你一起锻过石头哩。”老杨当时有些茫然，敢情当年真是和这个老人家在工地上一起锻过石头，只是想不起来了。
当时一起干过活的乡亲们数也数不清。别人和*一起干过活印象深刻，老杨着实不能一一记住。这就是老杨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如鱼入水，自然、亲切、和谐的真挚情感。老百姓敢把心窝话掏给他，因为他们认定这个*是铁定为大伙办事的好*。
那天我听到的、目睹的就是那么一片片发自内心的深情，一片片由衷爱戴的深情。在这种深情感召抚慰下，我心里热乎乎的，装满了敬意。我想着这可是老八路的作风啊。过去我们的干部一进了群众家，和群众拉着手，在炕头上说着话，亲如一家。群众不把这种干部当成外人，有啥说啥，没有藏藏掖掖。
现在这种场面可罕见了。有的干部成年也不到农家，逢年过节，带上记者，坐着轿车，在干部前簇后拥下，在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的闪亮下，送上一袋米面、一床棉被，这叫送温暖。说不上两句话，又坐上轿车一溜烟赶回城去了。老百姓心里头并没有添上什么温暖，却装着对这种“作秀”的蔑视和愤懑。比起老杨和老杨一类的干部对群众的嘘寒问暖的关切，真有云泥之别。
老杨走得猝然，他都顾不上交代几句心里话。我想，他的心头不会装着什么遗憾离世，但是我捉摸他心头可能装着一个纠结。近年来，他一直惦记着要创办一个中国红旗渠精神研究会。他谋划着，一旦办起这个研究会，可以开展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将十分有助于把伟大的红旗渠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使之发扬光大。
前几年，这件事已经到了即将办成的地步，由于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事情被搁置了。这件事给老杨增添了不少苦恼。现在，这件事仍然装在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谁来把这件重要的、有益于社会的善事办下去、办成呢？我衷心希望这件事终将办成，给社会带来人们期望的效益，并借以告慰杨贵的在天之灵。
杨贵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中央对杨贵的定论。这使我们活着的人感到欣慰。杨贵走了，红旗渠的水仍然奔腾不息地流淌着，红旗渠的水将永远不停地流淌着，造福林州人民。杨贵也将永远被人们怀念着、记挂着，人们从他身上汲取巨大的力量……
（文章作者刘祖禹，系中宣部新闻出版阅评组原正局级组长，本文为其2018年4月30日所作。）
新闻链接
献礼二十大 国内首部杨贵全传出版
今年5月底，作家杨丽娟、张欣萍合著的《杨贵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该社重点打造的献礼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图书。
《杨贵传》 杨丽娟 张欣萍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供图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笔法，记述了杨贵一生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的光辉事迹，再现了林县（现林州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治山治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修建红旗渠的壮举，全景描绘了林县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奋勇拼搏的历史画卷。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出版的全面记述杨贵90年人生的人物传记，书中日记、书信、图片等很多历史资料为第一次公开发表。（据河南人民出版社）
来源 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
编辑 夏赛赛
校对 王冰
审核 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