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与邰丽华团长
确实，作为专职手语翻译，跟着邰丽华团长和艺术团一起经历过各种场合，国内国外，有政治上的、有外交上的，有国际间的交流、有民间的互访。各种会议场合如陪同邰丽华委员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参政议政、新闻发布会、文化演出、报告会、讲演讲座、还有电视媒体等各种新闻媒体，面对面的采访、录播、直播等等，包括现在广泛进行抖音、快手、线上演出和课程等，陪伴艺术团一起登上过世界各地著名的剧院，如意大利的斯卡拉、美国的卡内基，同样也将我们的演出送到学校、社区、监狱、革命老区，进入福利院、乡间地头和贫困山区等地方，可以说经历过一系列的不同场合。
做手语翻译首先准确无误是前提和基础，以翻译界公认的翻译水平的三个标准和翻译的三重境界“信、达、雅”来严格要求自己。口译人员要具备演讲者所具备的技能和技巧，尤其是发言者在公共场合进行表达时，口译人员要依据发言者所需适宜的情境和语境，辅之以表情、态度、情绪、举止和口气、口吻、语调以及声音的大小、发声的高低和说话时的阴阳顿挫等，这样才会有强烈的带入感，口译者与发言者融为一体，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锦上添花，又不喧宾夺主，相得益彰。客观的同时不教条、不循规蹈矩，不夹带个人情感，更不能生硬而刻板，需应注重人文化和人性化情怀的释放。
工作会议场合下，例如残疾人代表大会，规范手语版《国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这都是国家通用手语展示和推广的平台，既要广泛使用国家通用手语，同时也要把内容准确无误的传递给聋人受众。
演出场合下，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我是从小练过艺术体操和舞蹈的，来到艺术团后，做手语指挥和手语翻译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说到手语指挥与手语翻译的关系，在这里，借此机会我也谈谈手语翻译和手语指挥两者兼而有之的一些体会：随着时代发展和特殊艺术发展，在舞蹈中的“手语指挥”一词是在这一过程中衍生而出的，我给不出手语指挥的精确界定，在我理解手语舞蹈老师或是手语指挥不单纯只是会舞蹈，也不单纯只是会手语，更加不单纯只是在排练中充当节拍器或是简单的打出1、2、3、4、5、6、7、8，2、2、3、4、5、6、7、8这样的节奏几个八拍的人。
我认为的手语指挥老师首先应该有与聋人舞者一起生活的经历，有沟通、有交流的融合，要了解他们；其次才是有训练、有排练、有打磨的过程，在这二者兼备的基础上方可上升为舞台上的形神合一。舞蹈是舞者与音乐、与意境、与立意、与时代背景的统一，说白了就要与所要表达的一切的统一。在特殊艺术聋人舞蹈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统一外，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在整个舞蹈展现中多出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就是手语指挥，需要借助手语老师给出的指示、指引、动作、呼吸、身段、身姿的示范、身韵呼吸的运动，借力打力，从而呈现完美演绎。
比如，这里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常人舞者在舞蹈中可以是听者又是感受者又是舞蹈者，即听即舞。但在聋人舞蹈中，因为手语指挥元素的存在，第三方的出现，节奏的打出是需要通过视觉语言来看的，看过之后才能映射到大脑里做出相应的舞蹈动作，因而节奏上的时间差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或者是极其奥妙的掌握。把握得好，整个舞蹈真如行云流水般，如稍欠火候的话，就会略显牵强。同时，还要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情感、动作、节奏、韵律等一气呵成，这不仅需要聋人舞者的努力，更需要老师们的努力。不是机械地数出几个八拍，指挥老师必须也是要全情投入，舞之又蹈。
舞台上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这些突发事件如何去应对和化解，这就需要成千上百次的实践历练，积累各种经验。同时，与演员们的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生活融入，更是化解这些突发事件的手段之一。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简单手语指令，一个身段的提示等等这一切都在长年的生活、训练和打磨下实现的。
遇到时效性强的新闻采访、现场直播、媒体采访、专访外事活动等场合，译员也要有机智的应变能力，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和纠错的能力。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面要广泛，要有较强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解析和判断能力，要有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
此外，作为邰丽华团长的专职手语翻译，特别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需要很强的文字功底，要熟悉对方的手语打法和了解其内心的想法，听说读写综合能力是口译人员日积月累的功力，是译员无形的资产。和邰丽华团长共事长达二十年之久，用丽华的话来说，就是她的“嘴巴”和“耳朵”，她常常说，我的“嘴巴”和“耳朵”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当然，丽华是开玩笑、有些夸张了。我们在一起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大大小小的不同形式的采访，很难形容我们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但有一次我们去国家博物馆拍摄贾樟柯导演的《背后是中国》时，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李琳和丽华团长在一起，你们俩是发生了化学反应的”。当时，我立马意识到，这位工作人员所说不正是对我们俩“关系”界定吗？因为化学反应是要互相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就像我和丽华就是在互相熟悉了解的基础上，在客观外在的条件下通过思想传递激发与迸发，得以催生出新的思维火花的那种，而不是用你翻译的思想去牵绊或牵制你所要服务的对象。
在会议翻译场合下，需要注意政治性，特别是代表国家作为文化使者交流时，讲话需要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要有大局意识，要加强民间交流与国际间文化艺术和人文方面的交流。我印象中很深的一次是我们艺术团在日本参加世博会，当时响起了中国国歌，聋人伙伴听不见，但我有这个意识，立刻组织大家全体起立，我说国歌奏响了，随即大家在我的指挥下整齐划一和着国歌的乐曲，铿锵有力地用手语打出国歌。当时在场的世博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和观众们都之震撼。出国的时候我们就是代表国家，我们的形象就是中国人的形象，我们精神面貌就是国家力量和文化自信的彰显，所以这一点对于手语翻译尤为重要。
我觉得一个好的手语翻译首先要善良。小的时候，我眼中的妈妈特别美丽，特别有爱心，像天使。妈妈能够尽其所能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聋人盲人。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她都愿意去帮助，即使是一些犯错误的聋人，或者是被抓住的聋人，在不影响政策、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母亲都尽可能帮助为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来解决。我从事这项工作之后感受特别多：我觉得作为一名手语老师、口译人员，要有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同时在工作中要严于律己，尽职尽责，时刻尽全力了解和熟悉聋人的意愿，尽可能表达出与发言者愿意最为贴切的意思，就是不能做到100%，最起码也要最为客观、理性地表达他们的愿望。
我希望我是聋人佩戴的助听器、电子耳蜗和眼镜一样，成为聋人朋友们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更为贴切的形容是要成为聋人身体的一个器官，发挥其自身功能和效力。
同时，希望自己是“透明的”、“隐形的”，是时时刻刻存在于聋人周边的，正如老子《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样，做到手语翻译的极致如“最好的音乐是没有声音，最好的形象是没有形象”一般。
手语翻译要给聋人伙伴以力量和温暖，为其维权、发声、保护和支撑，在为聋人服务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喧宾夺主”，又要“雪中送碳”，更要“锦上添花”。因为信任，因为心中有爱，因为心怀感恩，接纳我们自己的不完美的同时，更要全力以赴，享受其中。
国外的手语翻译同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方说对于我特别喜欢的是舞台上随着表演艺术家们一起演出的那种现场手翻，像演唱会、话剧、音乐剧什么，像hip hop或者rap的现场演绎，那种手翻太可爱了。丽华团长还跟我玩笑说，让我朝着这方面发展发展，尝试一下。像这类手翻是在随着聋人朋友们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加大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这同样是社会的进步，聋人文化素养的提升，聋人参与、融入的深度和涉及文化领域范围的扩大，这是非常让人欣喜的。
我觉得国外的手语翻译非常的活，这个“活”是不出格的那种“活”，它不是随性的“活”，它的这个“活”呢，就是手语译员的肢体、面部、动作，是即夸张又很舒展的，是即可能充分完美的展现，又可以不拘一格地表达，挺好的，即不刻板又不教条，又有很强的带入感。
作为翻译，我要在聋人的身边做好一双耳朵和一张嘴巴的功效，我想成为聋人朋友身体的一部分，我给他们发声，这个发声不单单的只留存于字面，我还要站在原则和立场的前提条件下维护他们，支持、支撑、支援他们，送给他们力量和温暖。聋人是特别信任手语翻译或老师的，会全权委托你做好多事情。所以这种信赖我觉得真是千金难换的。在工作中我有一个原则，我是100%尊重我所要服务的对象的，任何事情大大小小，都要提前所服务的对象进行及时的沟通过和交流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到团里的时候，有一位老演员开始并不是很愿意接纳我。后来我们在一起演出、生活、学习、排练，相处了很多年。有一次在绍兴演出的时候，他意外受伤，整个大拇指被突然掉下来的电缆砸伤，肉和指甲盖全翻了。这个演员因为是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领舞，他二话没说立马缠上纱布上了舞台，把最后一个节目完成。舞台上指挥舞蹈的时候，我看见他手指的血都浸透沙布，真的是很心疼，眼眶含着眼泪。演出结束后，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就说李琳老师你别去了。但当时这个演员就一把抓住我，说道：“李琳老师你跟我去吧！”因为他原来是不太喜欢我的，可当时你就觉得他特别需要你，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种感觉。在医院里缝合伤口后打点滴做观察时，他就跟我聊了他家里的事情，把他的心声全都吐露给我。包括日后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我陪着他，他也是特别的信任我。这个聋人的信任，我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换来的。
上面我也提到了，当年搬离艺术团演员队的集体宿舍，我是“失重”和“失衡”的，所谓的这种“离开”，我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的，说句老实话，当时还蛮痛苦的。信任，这是双向的，是互相的，是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我给予残疾伙伴的和残疾人伙伴给予我的都是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换来的，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