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江纺最早的选址不是现在的位置，而是现在“巨堵”的坛子口。
当时市里及省里都同意了，但中纺部、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纺织管理局的专家一看，觉得坛子口那里是新开辟的商业区，生产和商业不宜混在一起，其二是缺水，今后发展印染不利，第三是紧挨洪都，与军工企业一起，不安全。最终选在今天这个位置。
幸好偏居一隅，离市中心八公里的距离，使得江纺几乎保留了各个时代的印记，否则像许多南昌的老厂，拆的已早已看不到原来的影子。南柴、洪钢、江柴等都已被“连根拔掉了”，甚至洪都都与主城连为一体，只有走进主街侧巷的深处，才能感觉到过去的模样。
江纺的选址，也改变了征地最多的隔壁塘山乡胡村人的命运，从建厂初期起，赣江航运的江纺棉花码头的搬运工作就开始由胡村人垄断，他们开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以来江纺人都比较忌惮塘山街上的胡村人。
江纺的发展与众多老国企一样，从最初开始就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厂房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上海新民设计公司承担，但新民公司设计走的是英美模式，在苏联是“老大哥”，英美是帝国主义的年代，苏联专家毫不犹豫的否定了，最终照搬了郑州国棉一厂（也是前苏联援建）的设计。老同志回忆，两个厂区几乎一模一样。
上海华东局支援江西建设。
建厂筹备期的1952年，由于当时极度缺乏熟练技工，江纺就通过上海的渠道，从香港引入39名技工进厂，后来这些人的后代大多也留在厂里；同时在南昌地区招收女工78名，派往青岛学习，经自麟就是最早一批的学徒之一。
50年代，上海援建江西经济建设，对南昌现代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不光是江纺，南昌许多大型国企都有上海人的痕迹，以至于南昌都把从上海迁来的江西橡胶厂（技术工人都来自上海），华安针织内衣厂所在的路取名为“上海路”。
江纺更不例外，从技术人员的引进，建厂初期设备的安装，都离不开上海的帮助。
不光是这些，江纺原来的染厂，实际就是原先上海九如染织厂1955年内迁入赣与江纺“公私合营”的产物，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入江纺。江纺才从原先叫江西纺织厂改名为“江西棉纺织印染厂”，后来的厂名由此得来。
原来的上海九如染织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资本家的刘振镐安排成为副厂长兼印染工场主任；另一个*俞惠龙，安排当了手握实权的总务科长，俞家的长子后来是从江西铜业集团的副总退休，俞家老太太至今还住在江纺。
那些跟随内迁的上海工人也都把家安在了江纺。由于许多上海过来的都是熟练技工，所以工资比当地工人高许多，许多老人回忆，这些上海人家庭的生活条件都远高于当地的职工。六十年代大多人夏天还在摇蒲扇时，上海人已经用上了“华生”牌电风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纺由于纺织行业的特殊性，女工较多，车间一线女工一般都是“三班倒”，机器操作上又要求站立和走动，非常辛苦，回到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导致江纺的“老公”很多都会买菜、做饭、带娃，颇有点像上海男人。很受当年南昌其它企业女性的羡慕。
1958年的大跃进，江纺开始大规模扩建，现在许多老工人也都是在那时进厂。不光在南昌招，在全省各地都招了些。在此之前，还安排了9名东南亚归国华侨进厂。
江纺产品商标的名称变化也很明显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最早在1968年前，江纺产品的商标，都叫“拖拉机”牌，文革期间开始用“井冈红旗”牌，八十年代开始用“五彩缤纷、晨曲、彩虹”等。
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买布是要布票的，纺织品是紧俏商品，管你叫什么牌子，都不愁销路，放到现在不取个“黛丽芬、麦当娜”的洋商标，估计是卖不出价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