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继位以来，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然而其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皇朝 。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
崇祯的运气实在是太坏了
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枯。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讲述人民苦状）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讲人吃人的惨景）
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济，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盗贼集中的原因）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的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如果正规官军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得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嘉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抢掠富民家里的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人魔王张献忠，首先加入的就是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的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起义军中的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的时候，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原本是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等服务的，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过分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的银两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下四百两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朝政府内还有人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薪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恰恰以明王朝灭亡为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将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从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被裁辍业，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三月十九日破北京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仅仅用了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