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的特殊化
汉朝虽然成立，但至少在汉武帝刘彻之前域外文明仍称汉朝人为“秦人”。《史记》中大宛列传中记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匈奴传称逃入匈奴的汉朝人为秦人，甚至在汉武帝公元前89年罪己诏《轮台罪己诏》中也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勾若马’”。对此，唐朝人颜师古的“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的观点受到后世最多赞成。
称呼本质是一种认同，秦朝武功虽然不下于汉朝，但一个称呼获得本民族认同，单纯的武力作用并不大，这需要来自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共同支撑。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汉朝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熔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
汉朝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华夏民族更喜欢“汉人”呢?
汉朝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熔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这和汉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方面一系列创举有关。
秦朝“废封建，设郡县”开始中央直辖地方的政治制度，汉朝立中朝、设刺史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并在董仲舒等人努力下，建立察举制度，由此民间精英可以进入统治阶层，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由以前封闭的功臣贵族集团转变为全国各地精英共同统治的政权。
宗教文化上的整合更为显著。汉初各地的信仰就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祗都要在长安年建祠，各种巫师、降灵人物都在宫中融合成一体。有学者认为东汉晚年道教盛起，全国的民间信仰结合成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种信仰方式、祀奉对象和当时相差不大，是宗教的大统一缘故。
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儒尚法，经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齐聚中央，在太学中学习，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对于全国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统一作用。
另外，经济领域汉朝的“贵粟”重农抑商和修建成国渠、六辅渠和白渠使得农业大幅度发展，汉武帝改国营、官营和民营为国营等一系列举措都增加了国家财政，整合了全国经济。
正因此，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三个层面兼容并包的大系统使得汉朝获得了极大认同，各地不同人群愿意居住长留，奠定了汉朝国号作为华夏民族族称的基础。以至于公元8年汉朝被王莽废除，但国号“汉”并未消失，频频复活。
蜀汉文化源远流长
最为人熟知当属刘备建立的蜀汉，另外十六国时期刘渊，巴氐的李寿，“五代十国”时期五代中的刘知远，十国中的王建、刘龚和刘崇，以及元末陈友谅都以“汉”为国号。其中有众多少数民族，比如匈奴人刘渊、沙陀人刘知远和沙陀人刘崇等。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首先很明显使用“汉”的人刘姓居多，取“汉”是以刘邦后裔的身份攀附与刘邦汉朝和刘备蜀汉关系，以此显示高贵的血统，否定其他政权。这实质上体现了国号的“家天下”本质：一个国号代表某一帝王家族。而少数民族以“汉”为政治称号是因在中原建国必须认同接纳融入汉地文化传统，刘渊就曾明确提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
在此，“汉”虽然使用愈加普遍，和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汉人仍然只是一个并不明确的指向，汉人开始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是在一段大分裂时期。
世界第一大民族的诞生
南北朝时，南朝作为汉族政权延续，北朝处于胡汉融合状态，这即激发了民族观念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周的统治者都是鲜卑族，对中原居民称为“汉人”或“汉儿”，施行的政策多有歧视意味。
《旧五代史.张砺传》记载，辽朝的张砺在被契丹虏获后说：“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民族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20世纪初，满清政权在列强坚船利炮下屡屡战败，传统天下中心唯我独尊的世界观受到严重冲击。国人纷纷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贫弱，正是由于中国非汉人统治，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和国家，缺乏凝聚力。
梁启超在《新民说》的话很具有代表性：“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 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知识分子逐渐输入民族观念，强调汉族，推翻满族统治，提高国家凝聚力。
孙中山提出多民族融合，汉族正式出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提出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信仰伊斯兰的诸多民族“五族共和”，汉族正式出现。中国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五个民族，56个民族的确定还在解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