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那个冬天，世界已天翻地覆。新的国际体系不再以欧洲国家为中心，漫长的19世纪也将让位给破碎与极端的20世纪，他们的人生轨迹也穿行于变动中的世界格局间。
主笔／蒲实
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伦敦街头的一辆军车上载着欢呼的乘客
和平的经济后果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这一年，在英国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生活在上层社会。年初，他劝说英国政府拨款20万法郎（约2万英镑）为国家艺术馆购买一批德加的画作。巴黎的拍卖是在德国的轰炸声中进行的，油画的价格也压得很低。除了为国家采购，凯恩斯自己买了塞尚的“苹果静物”和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这是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开始。春天和夏天，他和罗马尼亚的一位王子和摩纳哥的公主共进晚餐，然后又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曾孙康诺特公爵共进晚饭。
1917年11月和12月，凯恩斯曾在巴黎参与过和英国盟国的谈判。他大部分时间待在新成立的“协约国战时采购和融资委员会”的屋里。这个委员会是美国人要求成立的，主席是美国人，主要任务是审查各协约国对美国资金的竞争状况。按照达成的原则，美国向每个协约国单独发放购买美国产品的贷款，而英国则负责向欧洲各协约国发放购买其他国家产品的资金。但英国现在已不能独自承受这个负担了，它的自身资源远远不够用，所以还需向美国大量举债以向盟国融资。1914年至1918年，总额将近40亿英镑（194亿美元）的债务在协约国之间产生，这个金额相当于英国战前所拥有的所有国外资产的总和。战争期间，只有美国没有对外债务，英国和法国分别向美国贷款42亿美元和27亿美元，法国同时还向英国借了大约25亿美元的贷款。意大利则向英国和美国借了51亿美元，俄国向英国和法国借了40亿美元。凯恩斯为财政部利益打的最后一仗，是试图让美国接管法国和意大利的资金管理，已减少英国对美国欠债的增长率。他深刻意识到英国金融地位的下降，对英国“聪明的头脑与金钱实力相分离”感到非常不满。为了给战争融资，英国卖出了3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同时，外汇管制让英镑的使用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在欧洲、拉美和远东国际贸易融资市场上，美元标价的汇票逐渐取代了英镑标价的汇票。从1917年4月开始对欧洲协约国总额200亿美元的五次贷款，大大增强了华尔街的融资能力。
1919年在巴黎市内法国外交部召开的巴黎国际和平会议
1918年8月到9月，德国最后一次攻势失败，英军的反攻突破了兴登堡元帅的防线。10月，德国新政府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基准提出停战要求。威尔逊在“十四点”中提到德国须“将夺取的领土恢复原状”，英法在此塞进了一个附加条款，即协约国方面认为“恢复原状”的含义是“德国必须为它在海陆空三方面的侵略行为对协约国的人民和他们的财产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凯恩斯继续整天忙于社交活动：白天，他同法国人谈判，晚上则与政客、外交家和上流社交贵妇共进晚餐。凡尔赛和约的谈判即将开始，他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对和谈的金融问题负主要责任，正在撰写一份关于战后德国赔款的备忘录。早在1916年12月，他基于普法战争后德国对法国索取战争赔款写过一份总结。他认为，战败国对战胜国支付赔款时，一揽子支付的方式对战胜国并没有好处，分若干年还清为佳。10月，凯恩斯提出赔款不应该大到足以摧垮德国的生产能力，因为“除了流动资产、黄金和外国证券，德国只能以出口商品来赚取外汇才能偿付”。他估计，协约国在赔款这个条目下要求40亿英镑，而德国的偿付能力估算是30亿英镑左右。
然而事情的发展和他的估算大相径庭。1918年12月，英国大选选出了一个保守党占主导地位，且多数人是实业家的好战议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接受了帝国战时内阁的建议，任命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康利夫勋爵为赔款委员会代表。他们将战争费用结算为240亿英镑，德国应一年支付12亿英镑。凯恩斯和财政部被排除在了和谈的赔款问题之外。而法国的政治氛围，也让每个法国政治家都知道要从德国那里压榨最高额的赔款。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1919年1月10日，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团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到巴黎参加和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到，和会一片混乱，会场上“暖气太热，饭食油水太大，每个代表的脾气都变得非常暴躁，经常有代表团成员在大厅摔倒”。他每天从一个房间赶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委员会奔向另一个委员会，大量食用高热量食物，大批的红色文件箱源源不断运来，其中很多备忘录与会者根本无暇阅读。巴黎的“大人物”把大量时间用在辩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讨论巴西某个小组委员会应有多少投票权，聆听亚美尼亚、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冗长的演说。战胜国和战败国的代表之间总是以生硬的礼节形式开始和结束会议，美国人的热闹天性缓和、调剂了气氛。给凯恩斯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代表团中的一位代表，瓦堡伦银行的合伙人梅绍尔博士。他形容梅绍尔面部流露出“像一头忍着伤痛的尊贵动物”的表情。他和梅绍尔试图避开法国的阻挠，商定德国一旦下决心交出商用船队，协约国就开始运送食品，却在德国国内被魏玛政府拒绝。和会上，他还同法国财政部部长克劳茨干了一仗，说英国将不再支撑法郎的汇率。不久，法郎和英镑先后大跌，存在了百年的法－英固定汇率果然寿终正寝。凯恩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形容，和会是一场离奇又悲哀的游戏，战胜国在用邪恶的手段获取和平，“阴谋诡计让即将到来的欧洲灾难看上去像一场高尚的体育运动”。一年后，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开始写作对凡尔赛和约最有力的批判——《和平的经济后果》。他看到了如果德国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整体经济体系，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被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但对那些对德国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不在考虑之中。
巴黎和会上，英法在德国问题的较量出现过戏剧性的一幕。协约国战时最高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进行中，一位秘书飞奔而入，向劳合·乔治递上一封电报，他当场拆开，宣读这份来自英国莱茵河地区占领军司令的电文，请求立即运送食品，“不得延误”。劳合·乔治大喊，妇女和儿童正在忍受饥饿，而法国财长克劳茨还在这里大谈黄金问题，“除非克劳茨停止他的妨碍行为，否则历史将永远记住布尔什维克主义三个奠基人的名字：列宁、托洛茨基和……”劳合·乔治故意在这里做了停顿。
消逝的，新生的1918年冬天，19岁的纳博科夫已离开圣彼得堡，被父亲安顿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附近，正计划加入白卫军邓尼金的部队。除了留下几件珠宝，他的贵族家庭在十月革命后彻底*了。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灭亡，与苏维埃政府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随之废除，同盟国部队撤出俄国和乌克兰。在留下的军事真空地带，大部分军队处在乌拉尔的高尔察克和南俄、顿河流域的邓尼金的控制下，布尔什维克则在俄国中部巩固了政权。纳博科夫观察到，1918年的夏日，杏树的绯红色使山麓生机勃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消失了，一支安静的德国军队取而代之。后者在西方正在战败，悄悄来到雅尔塔。几个月后，德国人消失了，白军从东方渗入，很快开始与从北方进攻克里米亚的红军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结尾，纳博科夫的生活是偏居俄国边缘的海滩聚会、营火、大海和与同龄人的友谊，而其中一些年轻人即将死去。
那个冬天，托洛茨基在从莫斯科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上，嘲弄了丘吉尔刚宣布的“十四国反苏十字军”。他写道，这不过是“14个地理概念”，如果能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派遣14个师的英法援军来，他们会更高兴一些。他为白卫军占领下的彼得格勒城内的战斗草拟了一份计划，这份计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使用的战术很相似。
1918年3月以前，托洛茨基还从来没到过克里姆林宫，对莫斯科也不熟悉。1917年5月，他刚结束监禁、流亡的生活。辗转回到彼得格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第二年被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那里经过马德里监狱的短期囚禁，被驱逐到美国，这时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他离开纽约回国，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集中营关了一个月，5月才回到彼得格勒。他眼中1917年春天的彼得格勒，充满对新的生存方式激情的争论，下层群众也庄严参与到这些争论中：中心街道和广场上聚集着从郊区贫民窟来的居民，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日夜参加集会，红旗在涅瓦河畔的新古典派建筑物上空飘扬。不久，他参加了十月革命，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一员。
十月革命后，纳博科夫的父亲被选入曾竭力阻止苏维埃政权确立的立宪议会。他送走大家庭，独自留在圣彼得堡。纳博科夫开始漫长的南下之行。彼得格勒至辛菲罗波尔的头等卧车里暖气仍在嗡鸣，过了莫斯科，行程变得缓慢，从前线回家的不同程度布尔什维克化的士兵检查了各个车厢。
托洛茨基则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他震惊地发现，前线俄方战壕里几乎空无一人，驻守的士兵都已走光，他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与敌人谈判。与他同行的卡尔·拉狄克是波籍犹太人，名义上是奥匈帝国臣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名的激进小册子作家。他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布列斯特，有意表明革命是维护一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支持民族国家的事业。刚到布列斯特火车站，拉狄克就当着迎接他们的外交家的面，向月台上的德国士兵散发小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