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战争》
作者: （法）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译者: 张俊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
在30岁及其以前，我从没有真正地对与病人的接触和沟通产生兴趣，而是忙于精神病学实习和实验室研究。我取消了（博士）培养计划所要求完成的轮岗任务：花6个月时间在普通医院看护那些因身体疾病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人（有的接受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有的做过肝脏移植手术，还有的身患癌症、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对阻碍我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轮岗工作，我毫无从事的*。而且，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脑、撰写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为科学的进步作贡献。毕竟，我还年轻，又野心勃勃。
匹兹堡大学校园。大卫·塞尔旺-施莱伯是该校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也是整合医疗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图片©视觉中国
但是随后（指作者31岁之后，期间经历婚变、再恋爱——编注），我的生活却急转直下。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10月匹兹堡的那个迷人夜晚，秋色染红了街道两旁的树叶，我正骑着摩托车前往核磁共振检测中心，乔纳森、道格和我将会在那里与一些学生碰面，这些学生是我们某个实验阶段的“受试者”。我们会花钱让受试者钻进扫描仪，并让他们完成预先设计好的脑力测验。第一个学生8点钟过来了，按照计划，第二个学生的实验时间是9点到10点，但是他没来。
乔纳森和道格问我是否愿意上扫描仪。自然，我同意了。我躺进扫描仪的窄筒里，胳膊紧贴着身子，像躺在棺材里一样。很多人都受不了扫描仪那令人憋屈的空间：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检查。
就这样我进了扫描仪。10分钟后，解剖图像扫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个小屏幕，我等着从那里看到之前设计的用来激发脑前额叶皮层（这正是实验的研究对象）活动的脑力测验题。这个测验的内容是：屏幕上会快速不断地出现一组组按顺序排列的字母，每当你看到有一组字母与之前出现的完全相同时，就按一下电钮。我一直在等着乔纳森给我发送脑力测验题。
但是，扫描迟迟没有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乔纳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后的控制室里，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交流。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了说话声：“大卫，我们遇到了点问题，图像上有个怪东西，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扫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们又做了10分钟的解剖图像扫描，接下来就该开始脑力测验了。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乔纳森的声音：“听着，情况不大对劲，我们要进来了。”他们走进扫描室，把我从扫描筒里拉了出来。我一出来便发现两人的神情有异，乔纳森一手扶着我的胳膊，说道：“实验不能进行下去了，你大脑里有东西。”于是，我让他们给我看看刚才扫描两次记录下来的脑部图像。
在我脑前额叶皮层的右部区域，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球状物体。在这个位置的肿瘤，既不是那种有时人们认为可用手术去除的良性脑肿瘤，也不是最恶性的脑肿瘤，比如脑膜瘤或脑下垂体的腺瘤。但是，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甚至还是壁球队的队长，因此，这不可能是什么囊肿或脓疮。
问题十分严重，晚期的脑部肿瘤要是不进行治疗，6周内就会要人命，即使采取治疗，患者也只能撑个一年半载。我不知道自己的肿瘤到了哪个阶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数据。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在他的书房接受媒体采访。图片©纽约时报网nytimes.com
我骑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小屋时，已是晚上11点，皓月当空，万里无云。卧室里，我躺在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这些年在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诣，蓄势待发，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牺牲了很多，为未来打拼，突然间却发现，我可能再也没有未来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叶孤舟，原本在顺河漂流，突然间却被一个大浪托至岸边，掉进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个了无牵挂的城市里，在匹兹堡独自一人，即将离开人世。
我并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眼睛盯着印度小卷烟燃起的丝丝烟雾，这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突然听到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一个温和清晰，自信果敢，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确凿无疑的声音。这不是我，但这的确是我的声音。
当我反复念叨“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可能”的时候，这个声音说道：“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既令人惊讶又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回答令我不再软弱无力。是的，这当然是可能的，这只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并没有什么特别。
审视恐惧，它们并非不可抗拒
作者抗癌史 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 2008年封面。
在我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的那一周里，我疯狂地看医生，从这个预约冲到下一个预约。一天傍晚，天下着雨，我正在15楼的候诊室里等着医生。我站在平板玻璃窗前，向下俯瞰着街上如蚂蚁般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那些人是如此鲜活；他们有事可忙，有未来需要规划。至于我，死亡就是我的未来。我把视线从这群路人身上移开，感到一阵恐惧。
与出生一样，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是特例，那么我怕什么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的病人教会了我如何去认识和掌控对死亡的恐惧。借助他们的经验，我开始懂得，对死亡的恐惧只是众多恐惧中的一种。而一旦审视这些恐惧，它们便不是那么不可抗拒。
对痛苦和虚无的恐惧
我见到丹尼斯时，他只有32岁，却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们年纪差不多，而且像我一样，他也是一名医生。他已经被淋巴瘤折磨好几个月了，治疗也已经没有效果。
“首先帮助我的是一天早上我醒来时意识到，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死的人。虽然我会死得很早，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船上，路人、电视新闻主播、总统，甚至还有你。”他说这番话时没有看我，“你也会死，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想想这个我就很欣慰。这个我们共有的命运意味着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和你们大家、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后代紧紧相连。我没有丢掉我的人籍。”
丹尼斯经常梦见自己被吸血鬼追赶，这显然象征着他正被死亡追赶。他总是在吸血鬼抓到他之前惊醒，但是有一天，他的梦做出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吸血鬼抓住了他，用尖牙利爪撕咬着他的血肉。丹尼斯大叫着醒了过来，惊出了一身冷汗。直到现在，他才想通自己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我现在意识到，自己不只害怕死亡，还害怕那会很痛苦。”
丹尼斯担心自己长有不同的肿瘤，不会死得那么平静。有一回，肿瘤压迫到了他的神经，令他痛不可当。直到我与他的肿瘤医生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后，他才感到放心了一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希望能注射足够剂量的止痛剂来去除所有的痛苦。他知道大剂量的止痛剂可以带来平静，甚至可能会让他停止呼吸。
对孤独的恐惧
我们害怕死亡带来的痛苦和虚无，也常常担心会孤独地面对死亡，就像《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中描述的那样，面对如此可怕的环境，我们会害怕临终时没有人来安慰自己。托尔斯泰将这种死亡称为“庄严而令人敬畏的死亡”。这种孤独感常常比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折磨人。
有一天，医院让我和一位病人的妻子谈谈，因为她“烦透了”。她不断向护士和实习医生问问题，提要求，叫他们对丈夫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她扯起嗓子在走廊里大喊，打扰到了其他病人。这位叫黛博拉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保罗今年都是42岁，他们曾经一起在一所最好的商学院念书，品学兼优，后来都成了颇有雄心的贸易商。
当我走进保罗的病房时，他看起来很可怜，黄疸使他深陷的脸颊更显得虚弱。在我们互相介绍的时候，他的手紧张地搓弄着床单。他认为自己能够康复。他必须保持乐观，直到最后。但是他有没有担心过结果也许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呢？他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他经常这样想，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因为他的妻子会受不了。
我为保罗和黛博拉感到深深的悲痛。他们是那么用心地保护对方，以至于最终阻止了对方谈论那些最令他们害怕的事。对他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孤独感！我和保罗谈到了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在一起时最幸福的回忆，还有犹豫很久之后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