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的我》（50/50 ，2011）剧照。
对拖累别人的恐惧
比起被人照顾，我们通常更习惯去照顾别人。而且我们一般都很自信能照顾自己，身体慢慢衰弱直至死亡的念头之所以会使我们害怕，还因为这会使我们不得不极度地依赖别人，而与此同时，我们却什么也给不了别人。
然而，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个生命中最伟大的仪式需要我们去传承。我们每个人对死亡的认识通常都来自于自己曾经见过的例子，如祖父母的死、父母的死、兄弟姐妹的死，还有好友的死，等等。当轮到自己时，这些场景就成了我们的指引。
我有幸也曾有过这样一位重要的导师——我的祖母。她是一个含蓄的女人，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但是在我那看似艰难的童年的每个阶段，都有她的身影。后来我长大后又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穿着一件很干净的睡衣，美丽而安详，我和她都知道告别的时候快要到了，我握着她的手，鼓起勇气告诉她，她对我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有多重要。当然，我哭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她用手指沾了一滴我的泪水，温柔地笑着说：“你知道，对我来说，你的眼泪和话语，就像金子一般珍贵，我会带上这些的。”我至今仍记得她最后几天的样子，尽管她已经不能自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
对丢下孩子的恐惧
在所有对死亡的恐惧中，我常常觉得最可怕的是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对无法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恐惧。45岁的莱斯利有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一个12岁，一个13岁。她的卵巢癌已经转移，第二次化疗没有起到效果，医生告诉她，她只有6个月可活。她最不安的就是会丢下两个孩子。在努力帮她克服这种恐惧时，她具体描述了想象中自己死后孩子们最糟糕的情况。
首先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幽灵，能看到孩子的生活，但触摸不到他们也不能和他们说话。孩子们伤心失落，她却无能为力。一想到这些场景，莱斯利就会感到胸口郁闷难当，以至呼吸困难。我建议停止治疗，但她还想继续。然后，她看到女儿正在为她的大提琴表演做准备，莱斯利以前常常陪着她参加这样的音乐会。现在，小索菲不得不一个人去了，她坐在演奏台上，完全不知所措，塌着肩膀，眼神空洞。想到这些，莱斯利的脸变得更加扭曲了，我开始怀疑这次治疗是否会有害无益。但就在我准备打断她的时候，她看见女儿笑了。她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心思：“妈妈不在这儿，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总是在这里陪我的情景......我脑子里听得到她说的话，还有她的鼓励。我能感到她在背后支持我，我的心能感受到她的爱。好像现在她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陪着我。”然后莱斯利看到女儿带着深沉而成熟的情感演奏起来，和以前完全不同。
两年后，我收到了莱斯利的信，她还活着，还在接受治疗。她回忆说这次治疗是她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但是这次治疗驱走了她的恐惧，使她收获了自信，让她能够继续与疾病抗争。
对未尽之事的恐惧
死亡即是永别。为了走得祥和，我们须得与一切告别。事实上，要舍弃我们未能实现的抱负、旅行的梦想或者曾经珍视却很快夭折的爱情，并不容易。通常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去做最后的尝试。写下自己一直想写的诗句，做一次梦寐以求的旅行，趁着一切还有可能的时候。因为这是最后的尝试，所以即使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那我们也不会有任何遗憾。但是，最难释怀的往往是那些深深刻在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情感。
36岁的珍妮弗得了一种侵略性极强的乳腺癌，任何治疗都没有效果，她即将离开人世。6岁的时候，父亲抛下她和11岁的哥哥，移居墨西哥，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他们。在给他写信之前，珍妮弗犹豫了很久，离开30年了，他还会感到羞愧吗？他会不会漠不关心甚至连信也不回？但是死亡的庄严时刻常常会叩开最冷酷无情的心门。珍妮弗的父亲来了，虽然感到害怕和羞愧，但他还是来了。这是珍妮弗成人后与父亲的唯一一次谈话，她终于可以告诉父亲自己希望能了解他，希望父亲能保护她，把他生活中所知道的教给她。
她给父亲看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一张她患病之前的照片，依然光彩照人，还有她儿子的照片。面对着她憔悴的身体和面庞，他无心为自己辩解，只是听着，最后对她说了对不起。他说他那时焦虑不安，如果是今天，他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他祈求她的原谅。不久后，珍妮弗就平静地病逝了。
“虚假的希望”，还是意识的力量？
医生，尤其是肿瘤医生，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不要给病人虚假的希望”。我们都知道，对一个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要比被医生欠考虑的承诺所欺骗更痛苦的了。还有一种危险是，某些病人会天真地相信这个希望，因为这些自然方法，他们有可能会继续抽烟、不去做乳房X射线扫描或是拒绝做化疗那样艰难的治疗。出于这些合理的担忧，我的同事有时会拒绝采用所有超出常规的疗法。
不过归根结底，这会将我们局限在一种让每个人的自我抵抗能力都受到抑制的医学理念里。就好像面对癌症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无论是在病前还是病后。鼓励这样的被动行为其实是在创造一种绝望感流行的文化。
更糟的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绝望感，因为一切科学证据都表明，我们能够通过深刻影响自身的抵抗力来解除癌症机制带来的危险。这正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在那份产生巨大反响的报告中所强调的。
这份报告指出：
“在原则上，大多数癌症都可以预防。”
我个人已经不再屈从于这种虚假的绝望感，它使我情绪消极无所作为。写作这本《每个人的战争》时，我无意向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强行推荐改变生活方式的办法，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方法。不过，我选择了分享，与每一个想知道怎样才能更积极地促进自身健康的人分享我的经历，还有我从科学文献中学到的一切。
这些主要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体势”的重要性；自然之力的协同作用；意识的效用。
作者在演讲。图片©amessi.org
“我发现，几乎所有寿命超出统计学预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着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是的，我也许会比预计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预计的活得更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从现在起尽可能地好好活着。无论最后发生什么，这都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体势”的重要性
我的藏族同行毫不否认在紧急情况时，西医有着神奇的效果，西医会针对具体的疾病采用特定的药物或疗法。多亏了阑尾切除手术、治疗肺炎的盘尼西林和应对急性过敏反应的肾上腺素，西医每天都在拯救着生命。
但是当治疗慢性疾病时，西医的短处很快就暴露出来。癌症是典型的慢性病。想通过全力发展新的检测和清除肿瘤的技术来消灭癌症不太可能。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得照顾好“体势”。正如世界癌症研究基金2007年度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加强身体抵抗机制的方法，如营养学和身体锻炼，确实能起到预防癌症的效果，并对治疗癌症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方法靠的是自然作用，所以消除了预防和治疗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这些方法能够阻止我们所有人都携带的微肿瘤发展成肿瘤（预防）；另一方面，这些方法能强化手术、化疗和放疗的作用，防止复发（治疗）。
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患有癌症，有时候是很严重的癌症，但他们的肿瘤经过治疗后便退化了，有的人从那之后就一直正常地生活着。有时候，扫描还发现他们的肿瘤变小了。不管怎样，这些患者的自然防御力现在已经抑制住了癌症，使其无法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正如发现血管生成现象的犹大·福克曼在《自然》杂志上所写的那样，这些人患着一种“无病状的癌症”。
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度过，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界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发现了第一种用于医学的抗生素，还发现了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成了一位积极的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一直认为科学医疗的唯一问题是它还不够科学，只有当医生和患者都学会了用自然的治愈力量来驾驭身心之力时，现代医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医学。”
自然之力的协同
身体是一个处于平衡的巨大系统，每一种功能都与别的功能相互作用。改变其中的一种，整体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从哪里开始：是饮食，身体锻炼，心理练习，还是其他能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使你更具生命意识的方法。
每一种病情、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防治癌症的方式也独一无二。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生存意志。有些人通过参加合唱团或看喜剧来培养它，有些人则通过写诗、记日记或是更多地与自己的孙儿们待在一起来做到这一点。
《众病之王》
作者: （美） 悉达多·穆克吉
译者: 李虎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2月
作者历时六年，以历史资料、专业文献、媒体报道、患者专访等信息，向读者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
提高人对某一方面的认识似乎也可以自动提高人对其他方面的认识。例如，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发现，多吃蔬菜、少吃动物蛋白的老鼠运动也变多了，就好像饮食的平衡更容易使老鼠从事身体锻炼一样。同样的，冥想或瑜伽练习也与身体的意识相联，久而久之，我们会失去对非平衡饮食的兴趣，非平衡饮食加重了我们胃部的负担，总体上也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也会丧失对烟草的兴趣，烟草带来的影响要比饮食具体一些，它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加速心率，就像烟草留在我们头发和指间的气味那样清晰可见。我们还会不那么爱喝酒了，酒精会让我们不能清楚地思考，动作也变得不利索，这种效果更加显而易见。健康是一个整体，每朝着更为平衡的状态走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意识的效用
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利用癌症知识的革新来防治癌症和照顾自己。但是这首先需要我们革新自己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美丽和价值。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生命，呵护它，就像呵护一个信任我们的孩子一样。这种意识使我们的生理机能不致遭到破坏，癌症不易发生，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切事物来滋养和支撑我们的生命力。
要开始真正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理解生命的美丽，身患癌症不是必要条件。相反，我们离生命的价值越近，对生命那充满生机的美丽越敏感，我们就越容易预防癌症，也越有可能从生命的旅程中受益。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生命意识缺失的困扰，对那些异常贫困者更是如此。恢复全球性的环境平衡将减少这种极度不公的社会现象。因为最底层的人群同时也是患癌率最高的人群，他们最容易受到工业势力的伤害，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吃最便宜的食品，也是最不健康（糖分最高，ω-6脂肪酸含量最高，反式脂肪最多）、受*虫剂污染最严重的食品。而在工作中，他们又最容易暴露在会诱发癌症的产品之中（墙壁或地板涂料、油漆、清洁剂等）。
至于他们的住所，则主要集中在污染最重的地区（靠近锅炉厂、有毒的垃圾场、冒烟的工厂等），他们暴露在工业垃圾之中，使自身的免疫系统压力重重。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最突出的受害者，是一群最需要利用自然方法抵御这些致癌因素的人，但是他们也是最难获得这些方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