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台阶
5月9日，当霍尔队准备向4号营地攀登时。来自台北的钢铁工人陈玉男正缓慢地走出他的帐篷，在他的平底高山靴里排泄起来，这是判断力严重衰退的表现。
陈玉男蹲在冰面上，突然失足沿着洛子壁跌落下去，头朝下栽入一个冰裂缝中。IMAX摄制组的人赶了过去，试图挽救陈玉男的生命，但40分钟后，他还是没有任何生还的迹象。
在中国台湾队出发之前，领队高铭和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筹集赞助费。他把登山活动的计划书印出来发给了一百家企业，最终从中油公司和维他露公司获得了五百万台币的赞助费。
这趟冒险是高铭和花费很大功夫争取来的，他也对外营造了很大的声势。台北的TVBS电视台联系到他，说希望他们明天登顶的时候，能够把声音传送给他们做现场播出。
因此，当高铭和得知陈玉男的死讯之后，他认为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继续攀登。“如果不能完成登顶的目标，回去该如何对众多赞助者与支持者交代？相信陈玉男会理解的。”
< 高铭和在用无线电询问陈玉男的情况 >
他对IMAX队的人说：“知道了，谢谢你们的消息”，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峰顶走去。
5月9日的夜里，共有33名登山者启程向山顶进发。但海拔835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人去事先固定好路绳。
霍尔嘱咐过队员去固定路绳，可原本负责拴路绳的成员在和霍尔闹别扭，他们互相推诿，正事没人做。
5月10号清晨，各个探险队的登山者被一连串巨大的、需要路绳才能越过的岩石挡住了去路。攀登者们在台阶下挤了将近一个小时，上午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走过了岩石后，迎接登山者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难关——“希拉里台阶”。这是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12米高的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被视为攻顶前最艰巨的挑战。这段路是上下峰顶的必经之路，由于太过狭窄，每年的登山旺季都会发生拥堵。
< 著名的“希拉里台阶” >
这一天，三支探险队都堵在了这里。一支新西兰人霍尔的“冒险顾问“队；一支是美国人费希尔的”疯狂山峰“队；还有一支是高铭和领队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在“希拉里台阶”攀登，用毫无新意的语言互相祝贺。
看到费希尔队的成员们都在奋力攀登，霍尔不太开心，因为他的队伍中已经有五个人因为缺氧半路返回了。他对《户外》记者哀叹道：“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
霍尔没有底气向队员宣布确切的返回时间。在以往，攀爬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必须遵守“两点钟规则”，即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完成登顶，不然就必须回头。
费希尔队的态度也不够严谨。费希尔队的向导布克瑞夫不使用氧气，也不随身携带背包。布克瑞夫想完成无氧登顶，为此，他必须要减轻身上的重量。尽管背包里的物品对顾客来说很重要，包括一捆登山绳、急救用品和裂缝救助装备，他还是丢掉了。
迟来的登顶
布克瑞夫成了所有登山者中第一个登顶的，时间是5月10日的下午1点05分。在成功登顶之后，他没有履行护送其他人下山的职责，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下山了。
下午2点，霍尔和难波康子等队员到达了山顶，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大本营报告了好消息。台湾领队高铭和在3点15分抵达，拿出赞助厂商的旗子、刻有后援会名字的金属板，拍了几张照片。
当其余人走下山的时候，霍尔说他要等一会儿邮差汉森。“汉森正向我走来，等他到了我就下去。”然而汉森当时还没有接近山顶，他直到下午4点钟才到达。当时的光线越来越暗，天气也变得糟糕，天空开始响起雷声。此时，雷雨云就在他们脚下，笼罩了整个山谷。
一天之前，汉森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他和同伴说自己“身上很冷，感觉不舒服”。
但对他来说放弃登顶是件困难的事。
1994年，汉森就曾经随霍尔攀登过珠峰，但因为天气原因，霍尔强迫他在距离山顶只有90米的地方下撤，汉森没能登顶。
1996年他之所以还要重返珠峰，主要是由于霍尔的极力劝说。霍尔从新西兰给汉森打了十几次电话，劝他再试一次，并且在费用上他很大的优惠。汉森同意了，在一年内打了三份工才攒够了钱。这一次他誓死都要登顶。
在大本营休息时，汉森曾给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寄了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写给一个女孩，他说：“有些人拥有宏大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微小的梦想，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停止梦想。”
为了实现汉森的梦想，霍尔让汉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帮助这位疲惫不堪的顾客爬完到达山顶的最后12米。他们在上面只待了一两分钟，便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