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桥”名称由来
太慈桥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桥名较多。它是贵阳历史悠久又保存完好的古桥之一，同时也是传说故事较多的桥，这座桥有三个名字：“太慈”“太子”和“杨公”。
位于太子街的太慈桥古桥，旁边有一个古皂荚树
01一座古桥三个名
最早记载这座桥梁的志书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说：“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讹为‘太子桥’。”这里的“四方河之上”有误，应该为小车河。 而明(嘉靖)《贵州通志》比《贵州图经新志》多记了一笔：“又名杨公桥”，其根据是提学副使毛科的《太慈桥记》“毛记”大意是说，镇守贵州太监杨贤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某一天来到今太慈桥附近那段小车河边，了解到此处原有的桥梁被洪水冲垮了，当地群众争舟渡河，多次酿成“倾覆蹴蹋”事件。杨贤体恤民情，带头“捐己钱五千”，并动员部分官员捐款，牵头建造了这座石拱桥，方便了人们安全渡河。当地群众感恩戴德，将此桥命名为“杨公桥”。从“毛记”可以推测，“太慈桥”这个桥名，当是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当城郊群众请文化人为此桥取名的时候，文人们考虑到杨贤此举是为古人关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不朽”中的“太上”之德，属于慈善之举，遂将此桥命名为“太慈桥”。从这些记载来看，“太慈桥”当是正式桥名，“杨公桥”是其别名，“太子桥”属于俗称。后来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市民已不了解杨公其人，“杨公桥”这个桥名渐渐的便成为历史了，剩下“太慈桥”和“太子桥”两个桥名同时使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新太慈桥桥栏上面镌刻着“太慈桥”三个正楷大字，桥头的旅游文化碑上面印刷的桥名却是“太子桥”， 依然两名并存。
花溪大道上的太慈桥新桥
02建文帝与桥不相干
长久以来，贵阳民间一直流传着太子桥与建文帝的故事，说是明建文帝当年逃出皇宫佯装僧人辗转来到贵州，曾在贵阳小车河畔自掏腰包并出谋划策，襄助当地建成此桥，百姓们后来得知，这位高僧原来是被其皇叔朱棣夺了龙位的前皇帝朱允炆，出于感恩，便将此桥命名为太子桥。杜撰故事原为解释桥名的由来，但因过于牵强附会，结果难以自圆其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旅行到小车河边，见“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闻知“此桥因建文帝得名”，他根据朱允炆没有当过太子的史实，一针见血提出了“然何以太子云也?”的疑问。在此之前，王阳明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在其《太子桥》一诗中，也抒发过“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的感慨，指出建文帝资助建桥的说法纯属“空说”。
03由口音造成的“太子桥”
明朝时期的贵阳城郊，汉族人口只占少数，现在所谓少数民族的人口，反而占总人口的多数。贵阳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布依族人口居多，苗族人口次之。布依族大多居住在河流、小溪附近，依山傍水建房聚居。今太慈桥村一带及小车河流域，当年居住的主要是布依族群众，他们主要以布依语为交际工具，但由于与城区近在咫尺，与城区及城边的汉族人口亦有频繁交往，在与汉族人口的交往过程中，初步学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具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语音特点，布依族人口初学汉话时，由于发音不那么到位，说得别有特色。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便产生了一些受不成熟的布依族汉话语音影响的地名。比如花溪区天河潭景区附近那个芦荻寨，本来叫做楼梯寨，明末清初贵阳著名诗人吴中蕃觅地隐居初进山寨打听寨名时，村民们回答的“楼”(lóu)，语音近似于lú，送气音“梯”(tī)，回答成非送气音dí，吴中蕃把村民们回答的寨名“lú dí zhài”，理解成“芦荻寨”，于是，“芦荻寨”这个村寨名称就这样形成了。贵阳宅吉坝原来有一条溪流，现在所谓“宅吉”，原来叫“宅溪”，1942年出版的《贵阳市指南》说：“宅溪水流所至处，皆为田畴，中分二寨，一称大宅溪，一称小宅溪。”老贵阳人习惯于说“溪”(xī)为“qī”，布依族群众又把送气音的“qī”说成非送气音的“jī”，使用汉语的人们反过来受其影响，接受了这一布依族汉话地名，“宅溪坝”慢慢的就演变成“宅吉坝”了。与之相似，修文县谷堡乡的折溪村，曾用村名为“宅吉村”，这个村名的演变，同样与当地布依族语音对汉话的影响有关。
同样道理，“太子桥”这个桥名，也是由于受布依族汉话语音的影响而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