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卢浮宫金字塔亮起灯光，庆祝其建成30周年。它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视觉中国供图
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完成，金字塔用了13年。开幕后，参观新卢浮宫的人绕着拿破仑庭院整整盘了两圈。
为了让人们从金字塔内向外望时景色不会变形，他几乎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工匠说“没有那种材料”，他总是说“再找找”。在建造美国国家美术馆东楼的时候，工人们从未造过尖角型锋利的楼体，建议他削掉锐角，保持墙体稳固，他笑眯眯地说：“我想试试。”
在后来回到卢浮宫进行一场讲座时，他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说完从容地笑了，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面眯成一条缝。
在承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项目时，选址四周是棕红色的落基山脉，为了让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贝聿铭日夜在外考察，通宵进行设计。但前15张手稿都不尽如人意。
有一次，行走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佛得角的一座顶部平整的山上，他意外发现了13世纪印第安人的建筑遗址，这些建筑的形状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整个环境就是建筑物的一部分。
回到项目工地，他马上安排工人把附近山中开采的石头压碎，加入混凝土中。然后手工敲琢墙面，暴露其中的沙石，使其与周围山色和谐一致。从远处看，这座建筑已经与背后的山脉融为一体。
从那以后，他再次从现代主义的故乡出走，并且脚步坚定。“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贝聿铭说。曾与贝聿铭共事过的中国建筑师林兵回忆，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他曾经让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中寻找已经设计完成的博物馆，如果没找到，就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
“建筑风格的国际化是有限制的。世界各地的气候、历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得很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人原本就很不一样。”贝聿铭说，“建筑就是真正的生活。”
这种异乡人的疏离感让他在建筑界显得特立独行。曾跟他一样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在纽约“四季烧烤馆”举办过几百次宴会，和其他建筑师一起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但从没想过邀请贝聿铭。“他不鼓励你把他拉进来，进行建筑方面的讨论”。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说：“他从来不合作。他这人很冷漠。对于任何有争议的观点他从来不表态。贝聿铭给人的感觉是，他总是坐在那里盘算下一步该做什么。”
跟随贝聿铭几十年的助手说：“贝聿铭交游甚广，但他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包裹得严严实实，能透过层层围墙、重重密室真正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贝聿铭一无所知，虽然我与他相识已有30多年。”
德国历史博物馆，贝聿铭设计。视觉中国供图
中美关系缓和后，他终于在1974年回到了故乡。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访问时，每当他和美国建筑师代表团进火车站，人们总是一边让路一边齐声鼓掌，一眼看去，都是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
他的儿子贝定中曾回忆，当时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滑雪衫，有一天碰上赶集，他们的车被一辆满载干草的马车堵住了去路，“顿时，上百人把鼻子贴到车窗上往里看，好像我们是外星人。”
回到上海，贝聿铭发现原来的上海俱乐部变成了海员旅店，国泰饭店变成了和平宾馆，英国领事馆变成了友谊商店，贝家原来的豪宅变成了一家医院。老的国际饭店还在，在他中学时，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呆坐在粗壮的梧桐树下，看当时24层的“远东第一高楼”是怎么建起来的，那是他梦想的起点。
即便是贝氏家族在中国的亲戚，同样对他们充满好奇。贝聿铭的女儿贝莲说：“他们对我们不会讲汉语感到很恐惧。我们只能傻乎乎地朝他们微笑。事实上，我们并没觉得与他们有多大联系，我们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无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贝聿铭再一次成为异乡人，这次是在自己的故土上。
当时的中国建筑大多是千篇一律的筒子楼，只有三四层高，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楼道里经常烟雾弥漫，每天早晨上厕所要排队。陪同参观的中国官员解释说：“一个挣扎着要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居所的共和国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精致的建筑设计。那些奢华、富有特色的建筑还不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所能承担的。”
贝聿铭在之后的采访中说，“我希望能尽力找到一种新方式，那是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风格的唯一手段，是中国建筑复兴的开端。”
“建筑必须来自人们的住宅。”他认为中国园林建筑中院落与室内空间无法回避的相互渗透，观赏路线从幽暗僻静到豁然开朗的布置，都是中国建筑应该继承的精髓。
苏州博物馆新馆，贝聿铭设计。视觉中国供图
如今的苏州博物馆，人流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角落。人们经常把镜头对准建筑本身，而不是展品。有人一直对几年前看到的一幕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深秋，透过一扇六角形的窗子看出去，一颗成熟的石榴即将落地。
在过去的100年里，他的建筑承载了太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生活。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生活了，100年来，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如今，故乡早已沾染上了他的痕迹。美术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放着一个透明的盒子，装满了写给贝聿铭的明信片，上面除了生日祝福，更多的是感谢。几公里外，苏州博物馆与狮子林相距不到200米，共同构成了苏州的文化心脏。甚至再往北，越过灰色和白色的旧城区，在通往高楼林立的高速路旁，一块巨大的房产广告牌上也写着4个大字：贝氏领衔。但他清楚地知道，那魂牵梦绕的3个夏天，早已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贝聿铭老了。他的衬衣领口很少用领带束紧，出行也大多依靠轮椅。他住在灯火通明的纽约曼哈顿，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停留。远处是他为这个城市设计的广场、航站楼和酒店，日日夜夜，承载着像他一样的异乡人。
永远的中国印记
贝聿铭1917年4月生于广州，长于香港。1935年，家国动荡，18岁的贝聿铭被送出国去。
直到年迈之时，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比如他喜爱韩愈的散文与诗，更爱陶渊明的文章。“如果要我背一段唐诗，我只能用广东话。”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为贝聿铭）
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正因为这样一个转折，贝聿铭经历了他同时代其他西方建筑师所不曾有过的“生命体验”。
多年后，在一个访问中，贝聿铭说道：“有人问我中国对我的影响，是有的，有些人到了美国大大改变，有些人则一成不变，我则是在中间，有些改变，但是我以中国为根，长出西方的枝叶。”
而贝聿铭的心也从未离开过中国。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就是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1942年春天，在与相恋了4个年头的陆书华（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译成“卢爱玲”）毕业后第五天，他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字颇有意味地取为“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