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红叶。源自网络
1928年9月30日，石评梅女士在北平骤然病逝，年仅27岁的生命让她成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曾和吕碧城、萧红、张爱玲一并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
无从知晓，她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她的老师鲁迅先生等大家会有怎样的惋惜，她的同学林徽因、丁玲、冰心会寄托怎样的哀思，毕竟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狂笑、高歌、长啸、低泣”的快意生涯，也藉此开启了各自崭新的人生。
也无从知晓，她的已先她而逝的恋人高君宇若地下有知，会是怎样的悲痛欲绝！相较于革命家、政治家这一身份，高君宇清瘦的面容、火热的情感，使他更像是一个诗人，事实上他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是同一年出生的。
但可以知晓的是，因高君宇这位“红娘”结合的革命伴侣*与邓颖超，新中国成立后，曾几次前往陶然亭湖畔的“高石之墓”凭吊。
我在网上见过高石二人的汉白玉雕像，两个相爱的人在绿树映衬下终于敞开心扉，走到了一起。高君宇的眼神专注，仿佛正在抒发胸臆：“我就是被捕去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害怕，我就不做这项事业了！”“假如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石评梅略微侧过身，眼神透露爱意，用那灼热却又苦冷的文风倔强地说：“我撑着这弱小的躯体，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旅途上为止。”
陶然亭高君宇、石评梅雕像。源自网络
当我读到石评梅墓碑上刻着的“春风青冢”四个大字时，顿觉有风拂过，不禁释然：俩人早已引为知己，虽生未成婚，但死而并葬，可谓死生契阔，又何必拘泥于世间流俗呢！
在那生死两茫茫的年代，很多革命恋人离别多年情不移，等来了终成眷属，但也有人等不到那一天，等来的只有对爱情的释怀与各自成全。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马海德、周苏菲宝塔山下的浪漫异国之恋，对于忻州五台县东冶镇的陈剑戈来说，向她奔腾而来的洪水，是来自异国他乡的爱情洪水。
忻州人陈剑戈与越南人洪水结婚了！这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可能稀松平常，但那可是红军长征后的头一宗跨国军婚，史称“八路军中第一婚”，不能不引起轰动。
陈剑戈，原名陈玉英，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当时五台县东冶区动委会妇女主任。洪水，原名武元博，中国和越南双料“少将”，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外籍将军。
俩人的结合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让人体会到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爱情。而革命者的爱情看似分外浪漫，在那个年代却又饱含着几多凄苦。今天的我们可以感受那时爱情的甜蜜，但对于革命的那份残酷，尤其当爱情面对革命需要作出艰难决绝的选择时，那种勇气恐怕是今天的我们难以体会到的。
每每想到革命者对爱情的纯粹，对自我的牺牲，对信仰的坚守，我总会肃然起敬。那个时代的觉醒者，为我们演绎了坚贞的爱情故事和不朽的革命精神。
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剧照。源自网络
6
从家书的字里行间
我们可以读懂
革命者的壮阔情怀
和穿过历史照亮未来的不灭精神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是人们对家书的美好记忆，在“家书抵万金”的战火年代，左权写给母亲的“决心书”、赵一曼写给幼子的“示儿书”、张朝燮写给妻子的“两地书”、傅烈写给父亲的“绝命书”、王尔琢写给父母的“托孤书”，成为革命者披肝沥胆的滚烫证物。据了解，忻州也不乏这样为家国而书、为民族而书、为信仰而书的书信，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开启了一段段尘封的记忆。
左权家书。源自网络
一封是革命烈士梁雷写给姚雪垠的家书。梁雷在偏关县掩护战友转移，不幸壮烈牺牲后，写给河南同乡、著名作家姚雪垠的书信陆续被发现，那种决死不羁的洒脱震惊了我。他在信中说：“我们是绝不惧怯、退缩、退让、逃避的！我们是要拼着头颅*向敌人的侧方、后方去的，死的机会多着呢。”这位把死亡当成机会的共产党员，置雁北游击队司令员、偏关县委组织部部长、偏关县县长等光环于不顾，认为“我即若死了对民族革命是决无损失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因我之死而做了更多的工作，因我之死而号召更多的同志。”读罢，一股凛然正气涌上心头，难以忘怀！
一封是徐向前元帅写给妻子的家书。临汾战役中，徐向前考虑到强攻会给部队造成很大伤亡，就没有同意前线指挥员的请求，而是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胜利。但即便如此，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仍充满内疚：“临汾于十七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三月七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七十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