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年轻时的李公朴
在读书出版社成立前一年，位于上海的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两个刊物同样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面临着停刊的危险。在刊物的主要*钱俊瑞和徐雪寒等党员反复讨论后，“决定集资合作办书店”。1935年8月，新知书店在党的领导下，由经亨颐老人书写的“新知书店”招牌挂出面世。
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新知书店（1947年）。图源见水印
新知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1936年）。图源见水印
抗战时期 “孤岛”印书
三家书店所出书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十分注重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通俗的启蒙读物。注重到什么程度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均已失陷，上海英法租界成为“孤岛”——国民党军队远撤了，四周被日寇包围着，汪伪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在日军控制之下，出版事业困难且危险。那时读书出版社的人员分成三批为抗日而奔走，一方面，原有领导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同志离开上海奔赴各地投入了抗战，另一方面，经理黄洛峰为读书出版社谋求发展，亲自带了几个青年同志到武汉开辟新阵地。剩下的一批人，他们选择留在上海，继续出版工作。当时，除了主持工作的郑易里同志，仅有李克金同志主持总务，卜朝义同志负责发行、跑外，还有一个工友，帮助做些搬运采购等杂务。
抗战时期被战火焚毁的上海虬江路民居（上海市档案馆藏）
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一向比较繁忙的印刷工业，也没有例外，好多印刷厂没活干，大批纸张无人问津，白报纸每令三元也卖不出去。不过，对出版行业来说，这样的环境下也能形成一个有利条件：当时租界当局，对比较敏感的期刊的出版管得较严，对一般书籍的出版管得较松。于是，郑易里和黄洛峰多次函电商定，决定在上海立刻进行《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的出版。那时的《资本论》第三卷尚未翻译，为加速出版，读书出版社又把郭大力先生从江西老家请回上海，住在斜桥弄七十一号出版社的后楼进行翻译。
《资本论》在上海的出版工作紧张而艰苦，读书出版社冒着政治风险和经济重负，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以最短的周期速度，印刷出版了共三卷全译本，二百多万字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在1938年秋，《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得以陆续出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