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隔离点后，刘媛发现自己脚上已经起了水泡。 受访者供图
相比刘媛，沈婷和爱人的回家之路幸运了很多。10月30日晚上，他们发动了停在生活区内新买不久的小车，顺着自驾出厂的人流，绕过防疫的铁皮围挡，径直开出了厂区。
沈婷和爱人都是流水线上的普工。夫妻俩的小车在路上走走停停了十几个小时后，10月31日下午又停在了一个防疫检查口。“距离老家杞县只有100多公里，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沈婷家的车和旁边车道的车都贴着封条，这个封条意味着这辆车是从富士康驶出的。
“我们是拿着厂区里做的24小时核酸出来的，回老家了就主动报备隔离，不会给老家人添负担的。”她把这句话反复说了好几遍。
“我们宿舍8个人，现在只剩下3个”，选择留守的闫静说。在离开的5个人中，有3个选择徒步回家，除了吃的，什么都没有带。她不是不想回家，“但山东太远了，我回不去。”
据郑州日报报道，10月30日，富士康内网连发三条通知，对自愿留在公司厂区的员工和意愿返乡员工分别进行保障安排。疫情下的富士康增加了对厂房、宿舍的消*频率，为留下的员工提供免费三餐和额外补贴，也开放了24小时关爱热线和诉求反馈渠道。同时，内网也公布了郑州7个大巴接送点，帮助有意愿返乡的员工回家。
闫静回家的心思又起。但当她到达大巴点，她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一条街满满挤着拖着行李箱的人，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足够的车。“我也想快点回家，可人太多大巴挤不上，家里也说不接收郑州的人。”路边有别的车可以接送，但要价800元，闫静舍不得。下午等待时，她收到“大巴只送河南省内”的信息，面对镜头，她终于委屈地哭了出来。“车现在只开通了河南省内的，我是山东人，没有车，我只是想回家，为什么这么难呢？”
11月1日上午，闫静给自己买了2包连花清瘟颗粒和1包板蓝根颗粒，花了150元，有点心疼，但她说，“150就150吧，这个时候，只有健康是最重要的。”
也有少数人没有太在意留在工厂里的风险。一位11月1日还留在工厂里的年轻人在直播间里袒露：“我愿意留下，就是为了多赚点钱，拿抗疫激励金。”
“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如果疫情结束了，你还会回富士康吗？”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向这些“出走富士康”的年轻人提问。
沈婷的回复是“没想好”。
直到开车离开富士康24小时以后，沈婷也没有向生产主管提供任何请假信息，工厂方面对离厂员工的考勤制度也没有推出明确条款。“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算是辞职了还是请假。”疫情下的富士康，很多原本严苛的管理规则无人再去细究。
来自河南各地的富士康年轻工人。 新华社图
杨黎居住的小区距离富士康厂区只有1公里。
这场疫情之前，杨黎感觉每天都在围着富士康转，每天由他经手送入厂的员工不会少于50个人。“可以说，在疫情发生前，郑州的劳务市场就约等于富士康。”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郑州富士康以31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居全国之首，是当年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进口额164亿美元，仅次于中石化与中石油。而2019年郑州进出口总额4130亿元，富士康占了近82%，同时占河南省总进出口额的65%。
2010年，刚入厂的郑州富士康员工。 新华社图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来自河南、山东等周边省份的年轻人涌入富士康。在杨黎眼里，这是郑州的劳力市场上“最优”的选择，“每个月四千多元的工资，很多年轻人来找我，点名要进富士康。”杨黎说。即使干到中途不想干了，也不受束缚，能拿到工资。毕竟，“富士康是不会欠薪的”。
11月1日，富士康为了激励留下员工生产，继续在奖励政策上“加码”：上午10点左右，最新的“激励政策”发布：在这一版本中，11月全月每天的出勤补贴从100元增加到了400元，全勤奖励也加码到了3000元—5000元，当月最高的全勤奖励为1.5万元。
10月31日，决定留下的赵妍(化名)从宿舍窗户向楼下望去，“楼下排队回家的人一眼望不到头。”人去楼空的宿舍过道里，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接下来在富士康的日子应该怎么度过，她心里没底。
车间比之前显得安静了许多。刘媛推测，现在还继续留在富士康的，大多是干了很久的正式工，或者是返费模式的员工，“返费马上就到期了，如果走的话，钱拿不到太可惜了。”
刘媛记得，在自己要出发前，停车场的老板还说要送他们一程，刘媛婉拒了。刘媛说，等解封后，再把车开回家。但她不会再回到富士康了。
10月31日晚，杨黎从社交媒体发现，自己招聘的短期工基本都离开了厂区。一位他相熟的做了五六年文职的老员工，也决定离厂。在临走前，这位朋友问杨黎要不要一起走。在他眼中，杨黎虽是中介，但也是与工厂紧密相连的一环，生意肯定会受到波及。
杨黎拒绝了朋友的邀约，他说：“只要工厂和生产线在，富士康总有再恢复生机的一天。”但他也不知道，回归秩序需要多久。
刘媛在回家途中。 受访者供图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来源：作者： 杨书源 张凌云 牛益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