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活着的士兵》
随军僧也叫从军僧，日本佛教僧侣的从军布教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起初随军僧除了对被征服地人民的传教工作外，还有从事慰问死者的工作。
随军僧的派遣刚开始非日本官方主动的， 而是僧侣们主动申请的，之后才慢慢蔚为风潮。 1894年秋， 日本真言宗大和尚正释内海寂，和其他宗派协商，欲派遣随军僧人奔赴朝鲜、中国，他和另外一个和尚村田寂顺一起到日本广岛大本营请愿， 最后批准各宗各派允 许 派3名 随军僧 赴朝 鲜、中国。其实，在他们请愿之前，已有日本僧侣先斩后奏，前往朝鲜，但他们角色模糊，从军布教、慰问的角色则是事后追认的。 如1894年8月3日，日莲宗派遣的僧侣从东京出发到朝鲜战场从事慰问、 教导的活动，9月18日抵达釜山，并在仁川请求随军， 获批准后即赴平壤战场工作。不久， 日本佛教各宗派纷纷向僧侣发出动员令， 日本军方给予配合，向僧侣颁发从军许可证，允许随军僧奔赴前线进行活动。随军僧有十大任务：第一，埋葬战死者、将遗骨先送到别院，再送回日本； 第二， 对士兵进行传教；第三，慰问受伤者；第四，参加战斗......
随军僧的宣传
甲午战争中，随军僧美化日本侵略，认为战争原因是中国的 “横暴”，欺辱弱国朝鲜，阻止其独立，这场战争是“义战”。 他们煽动说：“如皇军怕死， 不仅有背于日本帝国臣民之本分， 也有背于吾佛教王法为本之御化导， 因此必将是如来圣人之罪人。 他们欺骗说：出征士兵“头戴天恩，肩荷佛恩”，他们肯定会因念佛而往生，“纵然水溺火烧，为枪炮所伤，为刀剑所贯，临命终时不拘善恶……遂往生安养净土的花之台”。 他激励士兵抱着报答“天恩”、“佛恩”的精神而战，就绝不会败给敌人，并称此举为“我念佛行者之本分”。
日俄战争发生时 日本国内危机重重，民不聊生，反战、非战、厌战思想弥漫社会。 净土真宗各派却进一步加紧了与战争一体化的步伐， 开战一个月即发布了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 不久净土系东派法主颁《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西本愿寺编印了《饯出征》、《告伤病军人诸君》、《慰问心身》、《告凯旋诸君子》、东本愿寺则刻印了《内身心二命谈》、《欢迎凯旋》。《京都府厅文书》记载了当时的“佛教各宗对时局的行动”：（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方始，佛教各宗派……或派遣从军布教使（随军僧）慰问兵士，吊唁死者，授予法名；或访问军队，鼓舞士气，勉励振作；或犒劳出征军队，颁布法主教语；……随军僧煽动说：“为了让众多的人活下去而*一人， *掉世界上作为邪魔的一部分（指俄国人）而帮助大多数人活下去， 这是大菩萨行。”
罪恶滔天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佛教各派立即号召动员僧俗两界支持战争。 净土系西派向驻在 “满洲”、朝鲜和中国的传教使发出待机行动的紧急训令，要求以北京、天津别院为中心做好动员随军布教使的准备工作。 7 月 17 日天津驻屯军正式批准光冈良雄等 5 人随军从事对第一线部队官兵进行慰问和传教。 随之，增派了华北方面的随军布教使，截至 8 月 20 日多达29 人。 为统一领导，旋于 10 月派原执行长前田德水出任 “支那布教总监”，进驻西本愿寺北京别院。 8月 14 日获日本驻上海海军武官室颁随军布教许可许， 以上海分院为中心，积极开展随军布教活动。同样， 净土系东派也于 7 月 9 日电令天津别院， 决定派遣驻现地和驻东北、 朝鲜的传教使以及从国内特派的随军布教使， 在华北开展随军布教活动。 及至 10 月为止，其人数已由最初的伊藤普行等 5人迅速增加到 33 人。 并在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前的 8 月 11日，即已派遣特派慰问使赴上海，旋事变爆发， 即由上海别院的僧侣和日本特派来华的随军布教使一起开展活动。 曹洞宗、真言宗等教派也相继派遣随军使， 中国方面随军布教使迅速达到了数百人之多。 他们直接配合军事行动进行战场救护、军队慰问、鼓舞士气及对战地民众的“东洋和平”、“日华提携”宣传。 相对于日军配备慰安妇， 这些随军僧实际上可称为日军精神上的“慰安男”，因为他们负责的是对日军士兵的精神慰藉的工作。死亡祈福。 随军僧为死亡士兵安葬与举行法会。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镇南军（又名南进军或南征军， 甲午战争后接收台湾的日本部队）攻占澎湖列岛，不久瘟疫流行，南征军混成支队随军僧（从军布教使）下间凤城（佐竹智应）在船上已经感染了瘟疫， 登上澎湖列岛后， 不料其病毒蔓延越来越厉害，日兵死亡惨重，每天死亡几十人， 但作为随军僧的下间凤城煽动其同伙和仆从，亲自出马，他们一起进出士兵病房， 教化慰问，收集遗骨，举行葬礼等，十分卖命，“挺身从事丧仪”，不久也感染了病毒， 1895 年 3 月 28 日感染了病毒， 29 日便病死了。 混成支队长志岛义辉发出哀鸣：“呜呼悲哉！然其师为其职而死， 彼名誉如同战死，其功名永照史乘，决不会消散。 ”
1938 年 1 月，净土宗随军传教僧中野隆雄说：“称之为随军僧美谈也不为过之， 因为这是我在前线亲耳听说的事情。 当时我军数十人乘火车进军之际遭到 400 多敌军的袭击，带着全军覆灭的觉悟，我军投入了防卫战。 当时这支部队的随军僧来自东本愿寺真言宗， 他在弹雨之中为倒下的士兵念经超度。部队长看到这一幕后颇受感动，对士兵们鼓励说‘看到那个勇敢的僧人了吗，鼓起勇气绝对不能输， 绝不能把阵地让给敌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车站被守住了。 可以说，正因为有随军僧伫立在最前线才守住了阵地。 ”战地的埋葬与遗骨送还工作是随军僧的一个重要任务， 如同以上言谈所述， 在枪林弹雨中的“野葬”仪式使得与死亡为伴的士兵们能够缓解对战死的不安，提升他们的士气。
随军僧
法主是凌驾于一千多万 寺院、一千多万信徒之上的佛教集团最高指导者， 与天皇制度一样采用世袭制。大谷光照法主于 1937年11月29日至 12 月 25 日的近一个月时间内，打着“慰问华中皇军”的旗号，随日军从上海前往南京，就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 12 月 14 日，其抵达了南京光华门外。 法主 18日下午 2 点参加了南京明故宫机场内由日军方组织的慰灵祭。 大谷法主身着黑色僧服， 随行的后藤、小笠原等人也一同出席。 慰灵祭按照神式举行， 日军陆海军司令松井石根、 长谷川清等都有参加。 宗教权威的法主参加慰灵祭是对日军士气的极大鼓舞， 日本的新闻报纸也将慰灵祭的情况传递给了日军死者的家属。 后藤澄心在随行日记中写道：“ 12 月 1 日从上海一路走来都是好天气， 我们慰问了陆海军及相关机构， 并且一路经过了曾经发生过战斗的战场， 特别是能够尽早进入南京城使我们看到了城内尚未熄灭的战火。 参加入城式、慰灵祭让我感到无比光荣。 ”随军僧的慰问传教活动触及了日本官民军的各个机构， 慰问了几乎所有的日军侵华部队，还水陆结合造访了各个战场遗址，不用说， 其活动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大力支持。 这种名义上的慰问，实质上助涨了日本天皇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气焰， 而且还极力掩盖了南京大屠*的真相。 法主的慰问活动虽然未直接参与军事暴行，但其行为激励了士气，协助了侵华日军，成为了实质上的帮凶。随军对士兵传教。 随军僧被部队军官嘱托在超度战死者的同时，对活着的官兵传授教义，随军僧认为军人的敕语就已经是宗教的教义了。 1938 年 1 月，净土宗随军僧村田显承这样说道：“我在进入南京之后的几天内， 每天都要向士兵诵读天皇敕语， 然后是精神讲话，向士兵传授精神力量。 ”随军僧传教的内容主要是明治天皇的《赐给军人的敕语》、《军人敕语5 条》，其中教育士兵要有“义比山岳重、死比鸿毛轻”、“军人必须武勇”的觉悟。 东本愿寺田山随军僧回忆， 为了减轻激战之后士兵由于疲劳、 战友死亡而产生的厌战情绪，有时甚至还需要用“怒斥”来教育士兵， 使他们继续走向战场。随军僧欺骗士兵说：“万一必须光荣地战死之时， 正是出色地尽军人之本分， 欢喜、 勇敢地赴死， 其时早得南无阿弥陀佛的亲自接助，而往生净土。 ……如果你梦萦祖国，思恋故乡，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担心死后的未来，请念南无阿弥陀佛； 在残酷战场的血烟中感到痛苦时， 请念南无阿弥陀佛。 只有称诵此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则修罗巷中像雨一样飞来的子弹、 像云一样涌出的硝烟、 堆积如山的尸骨发出的血雨腥风、倒下时悲痛的呼叫声，都将直接化成极乐的微妙音和清凉的风。 你手中所握的枪即是消灭国仇的名号。 你所应念的名号即消除你胸中痛苦的枪。 ”对被征服地人民传教。 日本佛教利用侵略战争的军事优势大力拓展海外开教行动， 以收一箭双雕之功效。
流泪的佛
日本佛教界及其随军僧讴歌战争、顺应国家体制的言行，令日本统治者相当满意。 为此，天皇政府也时常给予褒奖， 如天皇就曾嘉奖真宗本愿寺派的法主大谷光瑞说：“绍述先志， 奖励门末一般之奉公， 又广派从军僧侣到出征部队，努力鼓舞士气。 其劳不少，朕深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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