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里熬制小米汤，汤内可煮土豆、胡萝卜块。待煮至六七分熟时，放入“疙瘩”。如果疙瘩较大，为避免化汤，可逐一入锅。锅中米汤沸一次下一个，然后用大火煮开，小火熬半个小时，疙瘩都漂浮起来并且鼓鼓的就好了。
煮疙瘩汤的黏稠程度，主要看放入小米的多少；疙瘩的口感，则看掺入面粉的多寡。
煮疙瘩曾是晋城地区农家饭中的奢侈，是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抹不去的记忆。因为毛时代更多的时候，那里只能吃到用红薯干碾成面蒸出来的疙瘩，甚至是麦麸、糠菜搅合在一起蒸出来的窝窝头。于是煮疙瘩成为珍稀。
07
山西美食“头脑”，太原所独有。为明末清初山西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法家傅山傅青主先生所主创。此食系将三大块肥羊肉（如果接受羊肉的能力更强可用三大块羊尾替代）与三大块山药（系长山药而非土豆）炖在一起，熟后浇上轻微发酵的稷子（不粘的黄米）面糊糊，热吃。为了去除膻味儿，必须就着腌韭菜吃。吃食最好与“帽盒”同吃。“帽盒”系烤制的形如帽头的中空面饼。这种食品只在冬季、拂晓、太原清和元供应（现在有些乱，其它地方亦卖）。
据说此物暗合反清之义，即食“清朝之头脑”，故名。按说此物不属陋食，亦不值得单独行文，倒可附在此处凑趣。
后记：
“黄花”一词，汉语意“黄色花朵”。亦可指“金针菜”“黄花闺女”等意。但“黄花梁”之“黄花”绝不是汉语意境中的“黄花”。“黄”系蒙语“黄克勒”的简译，蒙语“黄克勒”是“盆地”的意思。“花”，汉语音译亦作“哈”，蒙语意思为山丘(或土冈)、丘陵、冈梁之意。如“乌拉哈”即“红色山丘”；“黄花”即“盆地中的冈梁”。
早在战国时期，“黄花梁”便以“黄华”之名著于史册。这一时期，经历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大碰撞，进入了铁血、实力大比拼时代。几经拼争，逐渐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对峙的局面。
据《史记·赵世家》：“王略地，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肥义谋胡服，习骑射”。《资治通鉴》：“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讲的是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赵雍，赵国第六任君主）继承王位后，启用肥义、楼缓等有识之士，大胆进行改革，使赵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带肥义、楼缓二臣，北巡中山、代北之地，并于黄花梁上，与楼、肥二人共谋胡服骑射之事。随后颁发了《胡服令》，灭中山，并娄烦，建立了雁门郡和云中郡（即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之间地区和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迫使林胡和楼烦向北迁移。
从北魏至唐末，“黄花梁”称“黄瓜堆”（有时亦称“神堆”）。根据《怀仁县志》记载：天兴六年（403年），太祖行幸黄瓜堆；孝昌初年（525年），敕勒部斛律金统所部万户，南出黄瓜堆，为杜洛周破，部众散；天保五年（554年），柔然寇肆州，齐文宣帝高洋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与战，获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唐嗣圣四年（687年），突厥寇朔州，黑齿常之与战黄瓜堆，寇败；唐景福元年（892年），李克用略地北上，赫连铎自土浑入，克用自神堆引兵潜入云州，出战走之。
注①：雁北文人常将此物写作“黄儿”“花儿”，皆属儿化音，其实发音更接近于“花儿”。称“黄儿”，似乎是考虑了这种食品成形后的颜色。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在陕西的榆林、神木、府谷一带，读书人均将此物记述为“圜儿”。圜，天道也。――《吕氏春秋·圜道》；圜，钱币。《汉书·食货志下》：“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不才认为，对于草民，饮食即天道。天，广阔、苍茫、深邃、浩瀚，且圜儿形如一轮红日，经天纬地；钱，孔方兄，悠悠万世唯此为大。世间无人不爱，无人不为此终日匆忙奔走。“圜儿”既像天又像钱，其形其状之美，别无它字可替代。（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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