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读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顽疾》。本书作者用简明易懂的笔锋，追溯了大多常识性的历史片段，在厚禄与薄俸的不同制度设计下，将古代官员的个人生活描写得十分生动，更是将腐败形式、腐败诱因、腐败影响清晰明了的表达出来。
晚清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近乎杜绝了腐败，成为清政府当时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又是谁扭转了这样的局面？我们还是先从清朝海关建立之初谈起。
1
在大清帝国谁都知道，当上几年海关监督，捞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近乎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我们还是要先从清代海关建立之初谈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大清王朝在平定台湾之后重开海禁。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来到广州，他们早就盼望着与大清帝国正式展开贸易的那一天。但是一到海关，英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麻烦。据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外国船只到了港口，要根据船只大小交纳“船钞”，大船交纳1200两，中船960两，小船340两。英国人把中国海关官员请上了船，按照规定，判断一条船的大小等级，应该测量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海关官员却执意要量从船首到船尾的长度。
要是这么量，即便是一艘小船，也会被它量成大船。英国商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去请教其他国家的商人。有经验的人告诉他，你得来点小费。英国人给海关官员塞了一些银元，这个人才按照规定去量桅距。量完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英国船只被确认为是一条大船，按照道理需要交纳1200两，但是中国海关官员要价2484两，英国人认为这明显不合理，于是据理力争，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中方官员宣布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是国家规定的船钞，另外300两是活动经费。
1687年的时候，两艘英国商船“伦敦号”和“武斯特号”在厦门港遇到的情况同样离谱，他们同样经历了不合理的丈量方式，同样送上了小费。然后海关官员开口要价，一条大船，要价2065两，一条中等船只要价1475两。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中方宣布船钞仅为1111两和593两，1111两当中900两是船钞和附加费，211两是活动经费，593两当中480两是船钞和附加费，113两是活动经费。这就是清代海关腐败的其中一个表现：关税不透明，需要讨价还价。和中国海关第一次打交道，就把英国人弄得头昏脑胀。
2
英国人后来说，清代海关官员从来不对外商公布关税的实际税率，海关税收远远高于法定的税率，并且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外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的税则规定，他们多次索看，均被挡回。
中国官方宣布的平均关税率在4%左右，这其实比当时号称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要低。但问题是，天朝的事情往往是纸上的规定与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实当中，除国家规定的正式关税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陋规”。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外商船舶到达中国之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大小不同的35种礼金，这些是可以让皇帝基本掌握，并且默许的“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巧立名目和克扣勒索，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
所以，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字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具体到每一项进出口货物，实际征收的关税比国家规定要高出很多。以中国最大宗出口的货物茶叶为例，国家规定税率是每袋0.15两，但是算来算去，中国海关实际征收的是2.5两，是国家规定的将近17倍左右。蚕丝每担规定税率为1两，实际上征收至少为15两，是国家规定的15倍。
此外，那些外国商人不可以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没事不允许外出。所谓十三行最初就是指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后来就成为“公行”的代称。
外国商人到达中国之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钱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经过十三行，而且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到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可以通过十三行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3
外国人要被这种体制给逼疯了，作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英国就一直找机会想劝说中国改革外贸制度，革除这些陋规！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的认真收税，收到税款后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 “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国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为“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中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可以按“外国制度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非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不行，有些中国人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例如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他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报告可信度低。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之所以从中国手中得到了海关管理权，进行了有效的海关制度改革，“除条约和列强这一保护伞，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也是海关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后盾。制度创新得以成功的原因与改革的利益取向有关，由于海关创制的结果有利于中央财政，尤其在偿还战争赔偿方面更是得到清王朝的信任，所以‘总税务司卒能排除众难，渐将集权制度推行于各关也’”。
4
赫德是当时英国北爱尔兰人，开始他在宁波领事馆做翻译，后来到广东海关管理税务。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恭亲王奕䜣对他的诚实、能干和专业素养非常信任。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因此，1863年，赫德得以接任总税务司。
上任初期，赫德对中国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账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之后又在人事、审计方面大力改革，提高腐败的惩处力度与违法成本。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原本清代海关各级工作人员的名义工资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采用高薪养廉制度使官员无后顾之忧，也不必去冒贪污的巨大风险，保证了官员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长期地为海关效力。
综合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联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官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官员们“不敢贪”。赫德的海关改革，也使清政府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又让它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所以，海关就成为当时清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您若是没听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为你读书”栏目。而关于反腐败这是一连串的事情，破除这种恶性网络还需要在《顽疾》一书中细细品味。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继昌，下一期再见。
（以上内容摘编自《顽疾》，图片来自网络）
推荐阅读
《顽疾》
张宏杰 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0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