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浪潮工作室
以前的过年，穿新衣、吃大鱼大肉、祭祖迎神、放鞭炮等等一个都不落下，好不热闹。但如今的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记忆中的春节总是迷人的。
除夕，门上贴的是爷爷手写的春联和倒福字；厨房的锅，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香味温柔地挑逗着味蕾；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瓜子、花生、糖果，可以暂时抚慰辘辘饥肠。
小时候的你，在长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几句吉利话，就可以把烫着金字的红包美滋滋地揣到兜里（虽然之后会被*抢走）；寒假作业也可以被光明正大地放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庙会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和捂着耳朵看着火光擦破红纸的刺激感。
可如今的年好像变了味儿。
过年回家前，你一边要盘算着包多少钱红包才能既不失了体面，又不让荷包亏血太多，一边又要思考怎么在催婚、催房、催二胎的亲戚面前做好表情管理。
最好吃的年夜饭永远都在朋友圈里，碗筷声、寒暄声不出一两个小时，便化作齐刷刷盯着屏幕的死寂；电视里“三，二，一，过年好！”成了抢红包的背景音，分针时针秒针交汇的那一刻，不过意味着：“哦，又是新的一年。”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这春节过得一年不如一年有感觉。可年味是怎么变淡的？又是为什么变淡了呢？
过去的年味为什么浓与其问为什么年味变淡了，不如问，为什么过去的年味那么浓？
在过去，年味首先是由物质享受构成的。只有在春节，你才能享受到平时穿不到的新衣服；也只有在春节，你才能吃上期盼已久的、平日里不常吃到的大餐。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过年，是人们在一年漫长的困顿之后，为数不多的奢侈时刻[1]。
如今一户人家的年夜饭。对于几十年前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很奢侈的
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们，对“奢侈”的体会恐怕格外深刻。那时候，国民经济经过短暂回升，又陷入低迷，物资匮乏是常态。从居民消费情况看，1961年城镇居民主要食品年消费量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了8.4％，食用植物油减少了47.6％，猪肉减少了80.6％[2]。
与物资紧缺相伴的是从上至下的“勤俭节约”的风气。平常做饭、蒸馍也要多加青菜杂粮，多加水[3]。
春节，就成了一个难得宽裕的时间。以建国初期的东北为例，公社的年夜饭还是比平时丰盛，一家人坐一桌，有酒有菜。单独回家过年的社员也都能从公社领到过年的年货[4]。
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因此，几张春节的特供票证便可以大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了。
仅以1960年和1961年为例，在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江西九江市区春节就增加供应居民每人猪肉350~375克，回民每人牛肉500~750克。平日里发的肉票少之又少，要想享受吃肉，只能寄希望于过年[5]。
政府不仅多发放肉，还会发放一些过年的零食，这些在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食物在当时可以算得上奢侈品了。60年代的苏州，会发放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北京则也会多发蛋糕、花生和瓜子等零食[6]。
当时的一个女孩子回忆说[6]：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蛋糕非常粗糙，可当时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蛋糕，觉得那是天下第一的美味。回家的路上小心地捧着，生怕掉了一块，还忍不住用手指沾点口水，去粘纸袋底儿散落的蛋糕渣吃。”
“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好吃的是奢侈的，穿衣也是如此。褪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7]。
上世纪50-70年代，布票供应量很少，人们把一年的布票尽量攒到年末的时候用，才足够给孩子做新年的新衣服。新衣服新鞋子的样式也很单调，不外乎棉外套、布鞋和解放鞋等等[8]。
改革开放后，抱怨年味变淡的声音越来越多，其实是因为，大家的物质生活不再那么窘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