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祝姮
在宗璞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印迹最深的是西南联大。她曾经在少年时，跟着父亲冯友兰来到这所著名的战时大学，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正是从那时起，讲述这段难忘的历程，介绍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就成了她一生的使命。因而也有读者，喜欢称她为“西南联大的女儿”。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少年时光
1928年7月，宗璞出生于北京西郊成府路槐树街。命运之神似乎对她优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于中国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中。她的父亲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叔叔是地质学家、“丹霞地貌”的命名者冯景兰，姑姑是“五四”时期作家、古典文学专家冯沅君。她的母亲任载坤，则是辛亥革命先辈任芝铭之女，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知识女性，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但在结婚后甘愿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在3个月大时，宗璞就随冯友兰搬入清华大学。那时，他们住校长梅贻琦的隔壁，两家人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大概在她5岁时，有一天冯友兰下班回家，看到自己的儿子和梅贻琦的女儿在一起玩，而宗璞受到冷落而格外失望，于是招手让她过来，教会她第一首启蒙诗《百炼镜》，还给她详细解释每句话的含义。从那时起，她就爱上了背诵诗词。在幼稚园毕业典礼上，她还指挥小朋友们进行乐队演奏，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后来她的散文就充满了乐感、韵律。
据宗璞回忆，冯友兰特别注意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曾有一段时间，每到吃饭的时候，长幼围坐在餐桌旁，冯友兰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妻子做的可口饭菜，一边讲述着时政、文化和哲学。在餐桌上，孩子们得到的不仅是美食，更是精神大餐。
冯友兰与任载坤
然而，宗璞的童年并非无忧无虑。她从小体弱多病，每次生病都是母亲悉心进行照顾。有一次，宗璞高烧不退，母亲就一直用小小的汤勺给她喂水，用凉毛巾给她退热。她在迷糊中觉得在一个狭窄的隧道之中穿行，一直挤不过去，原以为就要死了，直到抓到母亲的手，这才知道自己是在家里，这才“活”了过来。她得过贫血，经常会晕倒，因为肺结核休过学，还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之所以能扛下来，主要是靠母亲照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们没办法在北京待下去了，随着学校迁往昆明。冯友兰从陆路出发，在经过镇南关时，司机提醒大家把手收到车内，别人都照做了，只有冯友兰在思考“收和不收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还没等他思考完，就一下撞在城墙上，手臂都撞骨折了，到了西南联大后很长时间才恢复。这件事，也成为老教授们的谈资。后来，母亲带着4个孩子，走海路经香港来到了越南北部的海防港，朱自清过来迎接，请他们在一家饭馆里吃饭，结果朱的上衣和帽子都被小偷给偷走了。
朱自清前往越南海防港迎接宗璞一家
在昆明，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格外艰苦。一开始住在一个猪圈旁边，后来搬到了庙里，晚上照明只能用菜油灯，时间一长鼻子里都是灰。日本人的空袭很频繁，每当防空警报声响起，他们就要匆忙躲进防空洞里，那种深深的恐惧，一直留存在她的脑海里。
他们还常常为吃饱肚子而发愁。有一次，宗璞的母亲生病，她和父亲一起生火做饭。那是一个木炭炉子，需要用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来引火，他们俩忙活了半天，却怎么也烧不着，最后只做出一锅糊饭，脸上还全是黑灰。后来，宗璞写了一篇作文记叙此事，中间用了一句“煮饭则有黑无白”，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当时有一些大学生为了生活，偷偷跑到滇缅公路去倒卖物资，冯友兰就此教育孩子说，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必须一心一意钻研学术。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教授和家属纷纷在学校里摆摊售卖，冯友兰的字画一直没卖出去，倒是妻子炸的麻花格外受欢迎，每次出摊都会排起长队，卖了不少钱。
冯友兰一家，右三为宗璞
宗璞妈妈的厨艺，在西南联大很有名。朱自清的妻子在成都，他就一个人住，因为吃饭不规律得了胃病，经常跑到冯家去蹭饭。有一次，他吃了炸酱面，觉得很好吃，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后来，朱自清就告诉别人，冯家的面好吃，可是千万别多吃，容易胀肚子。
宗璞先后就读于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他们家与文学研究院离得很近，宗璞一有空就会过去看书，方方面面的书都看，冯友兰也不加干涉，认为不管读什么书都是有好处的。15岁时，宗璞和同学们去滇池露营，她把经历体会写成文字，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冯友兰怕女儿变得骄傲，就专门找她谈话，提醒她想当一个作家，就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儿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这些思想观点，让宗璞受用终生。
一部小说带来大麻烦
抗战胜利后，宗璞随父母返回北京。1946年，宗璞报考清华大学，分数差了一点，那时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完全有权力予以关照，但他并没有“通融”，宗璞只好调剂去了南开大学。两年后，她经过考试，才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大学时，她广泛阅读了哈代、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1年毕业时，她把哈代的诗歌作为论文主题，也许是认识到与当时的环境氛围不太相符，她写道“可是我们国家今日不需要我的幼稚无益的讨论”。毕业后，她被分配至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后来又就职于全国文联研究部和《文艺报》报社。
1956年底，她创作了小说《红豆》，并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发表。与当时作家普遍描写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同，宗璞用极其细腻的笔端，以及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了一个解放前夕向往和追随革命的女大学生江玫，与想逃离革命的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恋爱悲剧。革命胜利后，女主人公回到了曾经的大学宿舍，在墙壁中看到了以前作为定情信物的红豆，所有感伤的回忆涌上心头。
这部描写爱情、带着忧伤的小说，在那个时候显得与众不同，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知名学者洪子诚回忆说，《红豆》发表后，他们一帮同学曾到颐和园玉带桥“考察”江玫和齐虹定情的地点，足见这则爱情故事在同代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然而，过不了多长时间，小说就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表现资产阶级“人情味”的毒草，受到了猛烈批判，并成为文学上修正主义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