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在紫砂壶上题“红豆”，右为蔡仲德
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值得人们的注意，那就是男女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他们因选择不同道路的决裂发生于1948年。在宗璞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相似的情节设定，时间也大都是1948年。故事之外，是否承载着作者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曾经有记者就此询问宗璞，她并没有作出回答。
受到批判后，宗璞就很少写文章了。1963年，她感受到写作不再自由，于是一直停笔到1978年，封笔长达14年。那段时间，她因为身体不好，经常躺在家中休养。冯友兰见状，每天傍晚花1元钱，带妻子和她一起在颐和园包坐大船1小时，让她静静欣赏落日余晖，也许是父母的关爱起了作用，她的身体也慢慢变好。一位当时的学生说，每次看他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就像仙人一样。
1969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老师蔡仲德与宗璞走进婚姻的殿堂。他是浙江绍兴人，比宗璞小了近十岁，两人结缘也是因为《红豆》这篇小说。蔡仲德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老师，20世纪70年代初央音附中恢复上课后，他一次课都没落下过。有一次刮起了大风，宗璞劝他别去上课了，他硬是顶着风，骑车20多里路赶去上课，再一路骑回来，回家后全身是土，变成了一个泥人，害得她洗了好久衣服。
因为两人年龄和家世的关系，形成了“妇唱夫随”的独特关系，家里的大事都由宗璞做主，偶尔发生矛盾，也多是丈夫先放低姿态，道歉赢得妻子的谅解。197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随外公的姓取名冯珏。宗璞原本期望女儿能够继承家学，从事哲学或者文学方面的工作。冯珏小时候曾帮着外公给读者写回信，读过几本外公的书，结果根本读不懂，于是再也不愿意学习哲学，反而是把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有段时间宗璞心里还有些不悦，时间长了才慢慢释怀。
蔡仲德给与宗璞很大的支持，他是宗璞的第一读者，每次有作品新鲜出炉，他都是第一时间拜读，帮助她查找引文的出处，订正文稿的疏漏。有了丈夫的陪伴，宗璞获得了很大的慰藉。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蔡仲德被长期下放，宗璞也陷入了一家人难以团圆的悲痛之中。她把思念放在笔端，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了朴素的伉俪之情和生别离的悲伤。
为了父亲暂时放弃写作
改革开放后，宗璞再次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先后发表了《弦上的梦》《紫藤萝瀑布》《三生石》等一系列作品，散文《紫藤萝瀑布》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在《三生石》开篇，她郑重写道“小说只不过是小说”，这种把常识进行强调的语言，恰恰说明了这部小说与她个人的经历关系紧密，是基于个人真实经历的创作。
除了散文、小说等创作外，宗璞还写了很多童话故事。她认为，童话就是放飞自己的思想，用想象的灵风吹散生活的尘沙，在想象的泉水中浸泡自我。她曾经想象过自己举办一场宴会，邀请7个人参加，4名中国人，分别是苏东坡、李义山、司马迁、蔡文姬；3名外国人，英国哈代、挪威易卜生、丹麦安徒生，这些都是她写作路上的“启蒙者”。在她的想象中，安徒生是不会说话的，只会拿一点东西吃，但即使如此，她也能够从心灵上靠近自己的偶像。
正当创作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宗璞却毅然放下了笔，把主要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照顾父亲身上。1980年，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85岁的冯友兰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实此前已经完成了两册，但他并不满意，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冯友兰从第三册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他不同意，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达出来。
宗璞照顾父亲
宗璞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秘书也是管家，既是医生也是护士。因为眼睛看不清，冯友兰写文章全靠脑子想、脑子记，特别是到了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连吃饭嚼东西都比较困难，吃一顿饭要一两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都在反复思考自己的书。每次想好了，就口述出来，由宗璞等人进行记录整理。这时，她才发现父亲的口述就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几乎不用怎么修改。
有一次，冯友兰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列出对他的一生中最有帮助的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妻子任载坤，还有一位便是女儿宗璞了。他还以三位女性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在写作过程中，冯友兰多次发生危情。有一次，他在家中突然心绞痛发作，宗璞和蔡仲德一起，艰难地把他抬上了救护车。好在经过医生的照料，得以转危为安。在病床上，冯友兰心疼地看着女儿，说“小女，你太累了”，宗璞忍住夺眶的泪水，只是淡淡回复说“我不累”。
冯友兰不止一次说，只要等书写完，自己就了了心愿，有病也不必治了。那时，宗璞既期望着他早日写完书稿，千万别留下任何遗憾，又怕他哪天真的写完书稿，心中的支柱就会倒塌。
1990年7月，冯友兰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宗璞替他去人民出版社交稿，踏上楼梯时都感觉脚步很轻快，庆幸父亲终于完成了心愿。这时也到了宗璞62岁的寿辰，冯友兰拼尽力气给女儿写了一副寿联：
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勉励女儿不要因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应该继续追梦下去。11月26日，冯友兰去世，享年95岁。弥留之际，他还在反复询问床边的人是不是宗璞，父女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其实不但是宗璞，蔡仲德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冯友兰的研究之上。他出版过《冯友兰年谱初编》，与宗璞合著《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让人们从更多维度了解冯友兰。
艰难写完“野葫芦引”四部曲
宗璞的多部作品都曾获奖，但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为西南联大写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长篇小说，再现那段教育史上的奇迹，反映她的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其实，这部恢弘巨著，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酝酿，到80年代开始写作，用了整整33年时间才全部写完。正如她所写道：“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四部曲”被称为“野葫芦引”，这个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宗璞解释，这和她对历史、人生的理解有关。她说：“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说：“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
“野葫芦引”四部曲
1987年，第一部作品《南渡记》完成创作，描写了因为日本侵华，一所大学被迫南迁的故事。随后，宗璞因为照顾父亲而暂时放弃写作，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继续创作。不幸的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因为视网膜脱落，她做了三次手术。开始还能举着放大镜看字，后来电脑上的一号字体也看不清楚了，她被迫告别了阅读，连写字都成了奢望。
那段时间，是宗璞人生的至暗时刻。靠着想象父亲的晚年生活，她才得以走出了阴霾。她这样描述自己失明后的情景：“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雪上加霜的是，很快丈夫蔡仲德也病重住院，在病榻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以前蔡仲德身体好一些的时候，她口述内容，丈夫进行记录整理。病床上，丈夫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为研究生上课。宗璞劝他好好休息，他却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可能多地讲一些，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学生。
宗璞
人们大多以为长期疾病缠身的宗璞，会比爱人先走，但现实却是2004年2月，蔡仲德因病去世走在了她前面，结束了他们35年时光的相濡以沫。在一篇纪念亡夫的文章中，宗璞说：“所幸的是他的力量是这样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上火星。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里等着我。”
这些年，宗璞写作全靠口述，需要在头脑里清晰记得文章的主要内容，理清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线索，需要查证的内容就得告诉助理，让她一下子就能找到具体位置。不同于冯友兰口述书稿基本上一次成稿，宗璞的文章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在紧张写作第四部《北归记》时，宗璞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很长一段时间连说话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写作了。当时她一度认为，自己只能弃笔。但令人惊叹的是，出院后宗璞以惊人的忍耐力，一点点恢复了正常，曾经的记忆也都回到了脑海之中。只不过她时常感觉到头晕，怎么也查不到原因。趁着清醒的时候，她就抓紧推进创作。
最终，她赢得了与死神赛跑的最终胜利，于2018年改定了全部四部曲，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留下了恢弘的文学样本。在结尾时，她深情写道：“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施耐庵文学奖对宗璞的小说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小说所呈现的深髓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品质，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同时也成就了一部中华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
涉及钱钟书杨绛的笔墨官司
对于宗璞来说，维持家族的荣誉、维护父亲的声誉，是她一生的使命。为此，她曾不惜得罪过好几位知名学者。宗璞一个多年好友私下里感慨说，宗璞本是聪明人，可在维护家族问题上，有点痴，做得太过，结果事与愿违。她护得那么厉害，反而让人不相信她的公允和理性。也有人劝她说，冯友兰作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应该留给历史评说，未必需要她冲锋陷阵，但她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之中。
1998年7月，宗璞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不得不说的话》，提到了关于钱钟书、杨绛的一桩笔墨官司。原来，当时出版的《钱钟书传》《记钱钟书先生》等图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指责冯友兰出卖朋友，导致朋友“被迫害而死”“妻小俱死”。很多人看了文章后，都向宗璞求证事情的真实性。宗璞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严重污蔑，心急之下生病住院了好一阵。
说起来，钱钟书与冯友兰渊源很深，过从甚密。1929年钱钟书考取清华大学后，冯友兰很是看重他的才华，每次高年级开会都会派秘书请他参加。钱钟书留学归来，也是冯友兰积极向学校推荐，让他破格当了教授。冯友兰对钱钟书有知遇之恩，钱也一直把对方作为五大恩师之一来看待。为何还会出现“污蔑父亲声誉”的事情？宗璞气愤之下，于1997年10月向杨绛提出此事，并希望她婉转向钱钟书问明究竟。但是，杨绛拒绝去问，坚决否认钱钟书曾说过上述的话。但杨绛也没有公开声明，钱钟书从没有说过那些话。一直等不到答复的宗璞，干脆在杂志上公开发文，“逼”杨绛作出回应。
在随后一期的杂志上，杨绛作出了公开回应，以书面形式宣布钱钟书没有说过那些污蔑诽谤冯友兰的话，但这只是她的推测，而不是钱钟书本人的直接回应。宗璞和蔡仲德专门对此事作了调查，找到了传闻中“被迫害致死”的那个教授，证明其本人和妻子分别在1981、1990年去世，并不存在迫害致死的情形。蔡仲德还专门拟了一纸声明，希望那位教授的女儿签署，但被对方拒绝。这场笔墨官司愈演愈烈，最后以出版社向宗璞道歉、并承诺收回出版图书而草草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