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在书房
有人曾做过研究，在《东藏记》中有这样一对夫妻，应该是在影射钱钟书和杨绛。这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家住“刻薄巷”，热衷于刻薄冷漠、造谣生事。小说中直言：“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或许，这就是文化人替父报仇、快意恩仇的方式。
历史学家、翻译学者何兆武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求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他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2006年，他在著作《上学记》中，点评了很多西南联大的知名学者教授，其中就有对冯友兰的批评，认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只能靠依附权力得到自己的地位。
宗璞得知这个情况后，特意去出版社提过意见。她认为，里面有一些情况并不属实，对于冯友兰的批评应当严肃而慎重。图书编辑把意见反馈给何兆武后，老先生不以为意，认为即使文章中引用的那首诗有错误，随便换成其它一首就是了，但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
宗璞自称在业余、事余和病余开始写作，所以是“三余作家”，后来写作条件又多了一条，就是维护父亲形象和家族荣誉之余。因此，她就成了文坛上的“四余作家”。她的做法是否可取另当别论，但她对父亲的敬仰与维护，却让人由衷敬佩。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