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冯友兰的一些行为却颇招非议。如钱钟书在美国批评冯友兰便是其一，“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这个人就是章廷谦。
有文章透露，当年，冯友兰揭发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曾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章拒绝承认。北大在全校一万师生面前，给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场扣上手铐。
其后，章廷谦的一个儿子因此自*；妻子也脑溢血瘫痪，再也没能起床。
或许钱钟书所述的“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就指的是这件事，但冯并没有“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
宗璞绝对不承认有这件事，在和杨绛打笔墨官司时，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曾到章廷谦的长女章淹家中，要求其在指控钱钟书造谣的字据上签字，遭到章淹的拒绝。
章淹
此外，冯1973年，北大清华两校成立大批判组，受江青领导，特邀年近八十的冯友兰为顾问。
之后，冯友兰发表了许多大批判文字，获*赏识，冯友兰每次承蒙*接见，事后都会感激涕零地献诗，如“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
改革开放以后，冯友兰勇于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三松堂自序》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在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很难在众口一词的时代背景下坚持自己思想和自由，但冯的行为让不少人颇有微词。
1985年，冯友兰90寿诞，宗璞打电话邀请父亲老友梁漱溟出席寿宴，梁漱溟一口回绝，回信直言：“尊处来电话邀晤，我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诌媚江青。”
梁漱溟
宗璞曾对此撰文辩解道：“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份量，想您是清楚的。”出发点或许情有可原，但事实胜于雄辩。
独善其身是冯友兰在特殊时期的个人选择，而且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和加害者，毕竟那是一场“大规模群体性迫害”，或许更关键的是他们是否直面、反思和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