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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理且都是留洋博士，难道连一首诗的好坏都品不出来吗？类似苏文纨的人只是缺少了委婉表达的“真”。
而一旦人们把这种冠冕堂皇、虚伪奉承变成生活的常态化，便没了趣味可言。
语言如果不是用来表达真与美，又有何用呢？
明末清初大文学家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若以这个标准来论，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好像都缺了点儿“真情”与“真气”。
博学多识之士是人们认为的有趣的一类人，因为知道的多往往能有更多看待事物的角度。
如果博学之士还能以真诚待人，那就更添一份可爱了。
但《围城》里的知识分子，也许太急于显示自己的渊博，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说着俏皮话也显得没那么可爱。
张德芬曾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中分享过一个观点：
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把自己的学识、工作、财富、伴侣等同于自身价值。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会过分关注那些外在能带给自己荣耀的事情。
方鸿渐表面上觉得知识无用，但最终为了显得有面子而造假学历，他若真的坦荡，便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无知。
而五年前的我，若不认同于我学校的标签就等同于自己脸面的观点，又何需在众人面前撒谎呢？
看到真我，以及意识到真我与一切外在虚荣之物并无本质关系，才能让一个人有勇气变得坦荡，活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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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过分关注外在虚荣、他人眼光的人又怎会有闲暇去区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微妙滋味呢？
那些最有趣的人，一定是有真气，勇于做自己的人。
史蒂芬·柯维在其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论述过“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
影响圈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的事情，比如学习、健康、工作等等；
而关注圈则是那些我们关注到但无法影响到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某一个地区发生战争，但是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围城》里那些困于人生围墙的知识分子，也许就是过分对焦“关注圈”而导致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鸿渐的工作际遇，他留学文凭造假本就心中有愧，而后回国也都是依靠个人关系，才勉强找到三份“温水煮青蛙”般的工作。
第一次工作是方鸿渐的前岳父周经理帮忙打点的；
第二份工作靠“昔日假情敌”赵辛楣举荐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结果因为文凭造假之事勉强混了个副教授；
第三份工作仍旧是依托赵辛楣到报社混口饭吃。
也许当时社会大背景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鸿渐的际遇，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方鸿渐自身的态度，才是造成其事业不得志的“罪魁祸首”。
方鸿渐无疑是幸运的，他本出身于一个南方士绅家庭，而后又得人资助去欧洲深造。
有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但他却“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学校，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这样的人生态度揭示了他后面文凭造假的根源——不够使劲，就够不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
回国后方鸿渐先是在银行工作，然而还未等他上心工作，就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忙乱了阵脚，工作自然是敷衍的。
后来幸得赵辛楣举荐去三闾大学教书，一路上经历颠簸困顿，赵辛楣一语道破了方鸿渐的本质：“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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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大学，方鸿渐并无一洗前耻的念头，以为得了个副教授已经是不能再好了。
得知自己要教授的是一门可有可无的伦理学课程，他对自己说：“自己大不了是个副教授，犯不着太卖力气的。”
正是这种可有可无、敷衍了事的态度，加上方鸿渐人际关系经营不善，导致第二年他丢掉了工作，成为了学校的笑柄。
看似在每一份际遇中，方鸿渐都有一个敷衍的借口：
大环境不好，找不到工作；
在前岳父银行里只能打杂，没什么出息；
在三闾大学顶多是个副教授，太卖力气就输了……
他总是把每次际遇的原因归向外界，认为环境的不可抗力才导致了他的境遇。
但如果方鸿渐是一个更关注自己“影响圈”的人，他也许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在欧洲用心求学，取得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
在银行认真工作，多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
即使是个副教授仍专心教学，搞好人际关系，来年也许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这个更聚焦于“关注圈”的方鸿渐错失了太多逃出围城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