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你了》截图（以下截图可能涉及剧透）
1.
用“恶”来解释的问题都掩盖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
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
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
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极端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
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轮到你了》截图
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
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
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
《轮到你了》截图
2.
恶之平庸下的“个体责任”与“自由意志”
把“恶”字替换成“共情腐蚀”，真的能把恶解释清楚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别的解释？我们已经抛弃了宗教里“恶”的概念，因为我们认定了它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那么余下的解释中最有名的就数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用“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所做的分析了。
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列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艾希曼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osung fer Judenfrage）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庭审中，阿伦特发现这个男人不是疯子，也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个相当普通的人。为此，她才提出了“恶之平庸”这个说法。
恶之平庸的概念还指出了一些普通的因素，但是它们相加就会导致恶行。这个概念源于所罗门·阿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研究中揭示了“从众”的效应：被试会因为别人都说某条线段较长就也这么说，虽然他们眼前的证据刚好相反。
沿着这个传统，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又展示了为了“服从权威”普通人愿意对他人施加电击，即使电流强到足以*人。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属于这个传统，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一座模拟的监狱中随机分配到看守或囚犯的角色，那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很快表现出了残酷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