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 涛1 杨仕元2 岳龙华3
1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2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
3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
【摘 要】“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本文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的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JEL J20)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短缺点 商业化点
一、引言
近来，“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除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力需求大省之外，中西部地区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争夺战”。针对这种现象，经济理论界和相关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又起。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谈论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蔡昉（2008、2010）通过考察刘易斯转折点的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年龄、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和劳动力连续短缺及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供给已经从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有限供给的时代。Wang（2010）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并结合一些宏观资料，分别对 1980～2000年和 2001～2008年两个阶段的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发现与 1980～2000年相比， 2001～2008年粳稻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耿元等（ 2008）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刘洪银（2009）通过对中国农业的研究，认为工资水平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的假象，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角度看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田岛俊雄（ 2008）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状况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计算了中国稻谷、小麦、大豆的成本变化和用工变化，认为中国通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在 2013年前后。Minami等（ 2010）用失业率作为劳动力供求平衡指数调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农村和城市的高生产率、高工资行业的工资差距，计算了农业生产函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其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Yao等（ 2010）通过运用 1998～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因为制度工资的上升而向右移动，供需的交点在不断右移，但都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也得出了中国还存在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到来的结论。
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原因：（1）概念不明。刘易斯转折点从产生到费景汉—拉尼斯的发展，几经变化，不同的学者认识不同，导致争论的对象不一致。有的学者说的是“短缺点 ”，有的说的是 “商业化点 ”。（2）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内涵把握不准确。例如转折点理论主要以非熟练劳动力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传统部门 ”，在中国这个传统部门应该是“农业 ”。有的学者并没有把握这个关键点。（3）数据来源和验证方法各异。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和验证方法。正确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对正确判断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适时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对日本学者 Minami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判定准则进行拓展，并运用这些准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进行检验。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称为“短缺点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称为“商业化点 ”。
二、Minami转折点判定准则与拓展
运用 Minami的转折点验证准则进行中国经济的验证，需要注意的是 Minami提出的验证准则是对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的验证，要直接运用这些准则来验证中国经济是不可靠的。因此在这里需要按照刘易斯的两个转折点，3个发展阶段对 Minami的验证准则中的判定细节进行拓展。
准则一：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较。根据刘易斯（1989）的说法，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之前，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或等于0，也即在短缺点到来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在越过短缺点之后，劳动边际生产力尽管大于0，逐年增加，但是小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超越商业化点后，二者应该相等。这一准则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检验是不恰当的，只可以作为检验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标准。
准则二：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和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准则所关注的焦点是工资和边际生产力的大小。若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就可以认为短缺点还没有到来；如果二者相关，但不相等，可以认为短缺点已经到来，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了；如果二者完全相关且近似相等，可以认为商业化点已经到来。
准则三：非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的动向。这个准则用来判断短缺点是否来临很难提供有力的证据，对商业化点的判断要看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是否有一个跃升。如果实际工资显现出中度上升趋势，可以说明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存水平应该是上升的。因此，这条准则用来判断短缺点比较困难，只能作为对其他准则的补充。
准则四：工资差别的变化。这个准则是通过观察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工资的比率变化趋势来判断转折点的。由于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边际产品都小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生存工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生存工资决定；商业化点到来之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决定。在短缺点之前，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差别相对稳定；在短缺点到来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非农业部门要吸引劳动力必须增加工资，工资差别会拉大，商业化点到来之前会处于下降趋势，若工资差别变动趋势处于稳定状态，则说明商业化点已经到来。从变动图形来看，类似于“Z”字形，前一个拐点是短缺点，后一个拐点是商业化点。
准则五：非资本主义部门对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的弹性。在短缺点之前，由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短缺点到来后，弹性成为一个有限的正数，但当商业化点来临时，该弹性会出现大幅度的降低。由于实际工资要随生存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涨，因此判断转折点是否到来的标志是观察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和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规模之间的曲线斜率是否出现不连续向下折点。
三、经验实证
要用以上 5个验证准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需要进行以下说明：刘易斯理论中的两部门即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应该分别被农业部门和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的部门（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代替。这里采用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的部门是由于劳动力转移不仅要考虑收入差距，而且要考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这与 Minami验证日本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他把自雇佣的家庭企业也包含在非资本主义部门当中。本文中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分别指农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和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他们之间的工资差别可以作为考量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之一。当然，对于转折点的判断不应忽视经济周期影响所造成的假象。下面我们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证据，对这一争议问题做出判断。
（一）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比较（准则一）
为了计算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这里采用生产函数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具体形式如下：
表 1是根据式（3）估计的结果。把 1990～2009年作为一个整体估算的劳动力的生产弹性 α为 0.0014，经济上不太显著，但统计上是比较显著的；从分时段的估算看，统计上的表现不甚显著，但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呈上升的趋势， 1996～2000年 α为负值， 2001～2005年 α近似为 0，2006～2009年 α为正值；尽管区域虚拟变量统计学上的表现不甚显著，但东部和其他地域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说明东部地区现在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东部地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而东北地区在1990～ 1995年显示为负数，说明在这个时期东北作为中国的工业化基地，农业在其发展中处于次要位置。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也反映出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迁路径。Minami等（2010）估计的劳动的生产弹性大于 0.2。Wang（2010）的估算结果为 1980～ 2004年的劳动力的生产弹性为 0.183，2005～2009年的劳动力生产弹性为 0.337。这两个估算结果都比本文估算结果大，我们认为， Minami等（2010）用的是农业投资的资本存量，我们根据他们的数据来源，发现一些省份的农业投资在年鉴中并没有提供，因此认为他们的估算数据缺失值太多，而且忽视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结构性差异，造成估算的结果偏大。Wang（2010）用粳米来估算劳动力的生产弹性，这种估算方法忽视了地域的差异性和不同粮食作物生产要素投入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