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二十一条》和《中日民四条约》的交涉中，袁世凯也绝不是一个所谓为了一己私利“卖国求荣者”，更不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其称帝而出卖国家利益。反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袁世凯在对日交涉中所表现出的抵抗与不合作，直接导致了日本政界随后形成了一股所谓「倒袁派」政治力量。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不可信任的政治对手，是日本大陆政策实现在华利益的政治障碍。也正是这股日本「倒袁政治势力」在随后袁世凯的称帝推动中，上下其手，最后陷袁世凯于绝境，直接导致了袁世凯帝制的失败。
应该说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学校的集会，其最初的诉求本来是声援政府，向日本示威，向西方列强请愿。“严惩卖国贼”只是部分学生愤怒之下的激愤之语，因为无论是1915年的中日交涉，还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交涉，并没有人出卖国家利益。“卖国贼”完全是莫须有的指控。但是当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事态的发展就开始走向了无法控制的方向。
1919年的5月4日，下午大约1点左右，北京13所学校的大约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示威。因为学生们的原计划，是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向西方各国递交请愿书。抗议「巴黎和会」的不公。但是因为东交民巷封闭，抗议的学生不能通行。请愿受阻的学生不能接受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所以游行的队伍在下午大约4点半左右的时候，开始转移到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北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家，殴打了正在曹汝霖家做客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汝霖家。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标志着「五四运动」的爆发。
火烧赵家楼
本来和平的请愿示威，演变成了暴力攻击行为。而警察为平息事态维护秩序的行动，又激起了声援学生抗议政府的示威。至此声援政府抗议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爱国请愿活动，就逐渐演变成了抗议政府的群众运动。
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大约到6月12日，事态才逐渐平息，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从最开始的北京学生游行抗议示威，逐渐发展到蔓延全国22个省，超过200个城市的学生教师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蔓延各地的“五四运动”
其实本来北洋政府事先对「巴黎和会」抱有很高期望。中国代表团当时提出了中国的7项要求。包括归还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外国势力范围，关税自由，撤销外国军队等等。本来的计划是借「巴黎和会」全面主张国家主权。但是因为英法美最后都选择支持日本，反对中国，使中国的外交企图全部落空，并且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动荡。
简而言之，最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以及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辞职，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最后未被接受。
左至右：章宗祥，（汪荣宝） ，曹汝霖，陆宗舆
北洋政府最后虽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但日本还是按约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直到1922年通过「华盛顿会议」，借助国际社会的干预，北洋政府才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废除了《民四条约》的部分条款，成功收回了山东主权，终于最终解决了山东主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北洋政府最初的的想法，可能是试图利用民意，向日本和西方列强施压。因为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也使用过同样的策略，就是利用媒体煽动民间反日情绪和营造反日舆论，应该说这是一种「弱国外交的非常手段」，在对日交涉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在五四运动中不仅没能有效的阻止日本对山东的占据，反而是使北洋政府陷入了政治危机。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运动。简而言之，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是文化运动，目的是“启蒙”。五四运动是特指1919年5月4日开始的「政治运动」，目的是“救亡”。按*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按蒋介石的话说：新文化运运动是崇洋媚外，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