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服刑，大部分人会想到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将罪犯与外界隔绝开来。但其实，还有很多罪犯就在家中服刑，不穿囚服，不住牢房，还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正常工作。
他们就是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即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作为刑事执行制度，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象主要是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可能有人疑惑，社区矫正的效果好吗？还有人担心，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里生活，能管得住吗？其实，从全国看，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2014年全面推进，已经累计接收矫正对象500余万人，其执行成本只有监狱的十分之一，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
去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区矫正领域首部专门性法律，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一年来，上海不断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回归社会。2020年，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为0.09%，大幅低于全国0.2%的平均水平。”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级干部陈耀鑫介绍。
一人一策，按需施教
“尊严？尊严能当饭吃吗？”老范又灌下一口酒，对上门来的社工和志愿者吼了一声。熟食店濒临*、与妻子长期分居、别人的“有色眼镜”，都让他情绪几近崩溃，一句鼓励的话都听不进去。
老范的履历中，“案底”不少——2009年5月，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9月，因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三日……2019年11月14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2019年12月13日，青浦区赵巷镇司法所对老范宣告纳管，他成为一名社区矫正对象。
在上海，目前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有8600余人，他们像老范这样，分散在各个社区接受矫正。
徐汇区矫正局和帮教协会帮助对象协调办理帮困补助。
普法宣传活动
“是否适合接受社区矫正，是有严格认定标准的。”市司法局刑罚执行处处长黄栋介绍，社区矫正对象有90%以上都是缓刑犯，这些人中初犯、偶犯、过失犯的情况较多，犯罪情节较轻，也有悔罪表现。而大部分危险性较大的罪犯还是在监狱接受矫正。
《社区矫正法》第25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根据需要，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
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个别教育、心理矫正、公益活动、适应性帮扶等工作时，会通过排摸研判需求、制定实施方案、深化落实措施、评估运用效果，进行“按需施教”。每位矫正对象都有量身定制的教育帮扶方案。
在对老范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后，矫正小组成员认为他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治意识淡薄，多次违法经历都是因为对法律的无知导致的，而且他嗜酒如命，酒后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其实他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但内心很脆弱，缺乏自信，长期与酒友厮混在一起，社交圈中这些不良人员对他有很多负面影响。”矫正志愿者韩峰知道，老范缺乏家庭支持，郁闷情绪长期累积，缺少好好生活的动力。
矫正小组成员一边引导老范多看、多读法治类电视节目和书籍，一边协助他进行生活规划，改变目前生活状态。比如让他给自己定一个饮酒量化指标，控制喝酒的量，逐步递减，循序渐进。还鼓励他继续坚持以前跑步锻炼的习惯，通过运动减压，释放不良情绪。
同时，老范也和妻儿加强了沟通，努力消除隔阂，修复家庭情感。2020年10月，他高兴地告诉矫正小组成员：“我把跟别人合伙的熟食店关了，现在妻子回来了，我们要自己开一家理发店，以后好好过日子。”
制度创新，精细管理
社区矫正对象老顾住在徐家汇街道，他是江苏省常熟市一家港口公司的高管。2019年，他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案件发生前，他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和常熟。但在矫正阶段，要遵守严格的外出请销假规定，他只能每隔一两个星期请一次假，由于他是企业主要负责人，长时间无法到现场处置工作，对公司的整体效益产生了影响，为此他非常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矫正表现。
2019年11月，沪苏浙皖四省市会签了《沪苏浙皖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长三角地区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外出的规定。其中首次就因工作原因经常性请假外出做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