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基于知信行理论框架分析老年人健康传播困境的文章指出要从知、信、行三个维度解困，优化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策略。
一项利用扩展的信息寻求综合模型探讨并解释了城市老年人利用微信寻求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行为。
针对老年人健康传播研究，一项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研究文章指出，老年人健康传播倾向于以微信为主要的新媒体渠道，探究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的影响。
国内学界针对老年人健康传播的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尤其是特殊健康情景下的老年人健康传播。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关于老年人健康传播更多集中在媒体使用、健康信息寻求、信息素养等横断面方面，反而较少关注特殊情景中历时性研究角度下城市老年人的认知、态度和防疫行为的变化。
二、扩展的认知中介模型“从新闻中学习”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集中在西方民主社会，其研究主要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探讨了媒介使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背景受众使用不同媒介对其获取政治知识的不同效果。
在该阶段中，“从新闻中学习”相关研究通常以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作为自变量，把对新闻信息的理解与公共事务知识水平作为因变量。
并分析收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对公共事务知识的影响，确定了媒介使用频率能够增加人们从新闻中学习公共事务知识的效果。
针对早期的新闻学习效果研究，后来的许多学者认为它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媒介使用对公共事务知识的直接效果。
因此，后续对“从新闻中学习”研究着重探讨媒介使用与知识之间的中介变量。
随后，艾芙兰开启了“从新闻中学习”第二阶段研究，提出的认知中介模型作为新的“从新闻中学习”理论模型，主要是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处理新闻并从中学习。
该模型包含四个变量：自变量监测满足动机、中介变量新闻关注和精细化及因变量公共事务知识。
在该模型中，不同动机促使个人对新闻关注并进行精细化处理以获取知识，反过来精细化作为新闻关注的中介决定他们可能获得的知识。
（艾芙兰提出的认知中介模型）
认知中介模型的预测关系得到广泛证实。之后的研究集中在对认知中介模型的修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动机驱动知识获取得到广泛支持，监测满足动机、社会效用动机、认知需求动机以及指导动机都被证实可以驱动新闻关注并进行精细化处理，从而影响获得的知识。
第二，新闻关注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关键变量，从传统媒体（电视、报纸）扩展到在线媒体，甚至是两者相结合，探讨了不同媒体上的内容与知识获取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不仅扩展了认知中介模型运用的媒体环境，还丰富了模型关键变量测量维度。例如，对气候变化的扩展认知中介模型证实，在线媒体环境中认知中介模型的变量关系依然得到支持。
第三，新闻媒介接触成为认知中介模型的重要因素。魏和罗通过比较新闻媒介接触与新闻关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力，证实了新闻媒介接触在认知中介模型中的重要效果。
第四，知识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因变量得到多维度发展。例如，李等人证实，经常进行思考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有关乳腺癌的事实知识和结构知识。
第五，认知中介模型在不同情景中得到发展，逐渐从政治传播、转移到科学传播领域，健康传播领域，以及健康素养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