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芙兰认为，在媒体上投入的关注和认知努力对于知识获取十分关键。这种通过精细化推动知识增长的积极关系得到一些研究证实。
在健康传播领域，一项针对30岁至70岁的新加坡女性对乳腺癌预防行为研究发现，在乳腺癌信息上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她们就能获取更多的乳腺癌相关的知识。
同样的结论在科学传播领域也得到证实，即越多地思考从社交媒体获取的科学新闻信息，越有助于理解科学技术知识。
精细化除了正向影响知识外，其思考的后果还能够影响个体的态度并预测随后的行为。
何和斯库费尔等人在研究大众媒体使用和认知处理与公众对纳米技术的态度关系发现，越深层次思考纳米技术信息越能够积极影响公众接受纳米技术的态度。
精细化似然模型认为，个体态度的改变是由中央路径与周边路径的说服引起的。
中央路径指的是具有高度动机和能力的个体会投入较多的注意力进行仔细且深度地思考。
周边路径指的是具有较少动机或能力的个体会较少地注意和理解相关信息，两者的差别在于投入的主观认知努力的程度。
个体之所以形成不同程度的思考，主要是受到自身能力与动机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个体有较强的动机处理获取的信息，且自身具有较高能力时，个体思考的程度会提升，反之亦然。
面对广泛报道的新冠肺炎新闻，老年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投入认知努力都有助于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这为理解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后果提供了更强的认知基础。
六、态度是推动城市老年人采取预防行为的重要因素过往的健康信念模型过于强调感知信念和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卡朋特却指出信念和健康行为之间研究要转向变量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或调节。
新冠疫情长时间流行，态度可能是激励个人采取预防行为的突破口。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疫情流行期间，态度是影响人们决定是否采取戴口罩、洗手等预防行为的关键因素。
这说明城市老年人应对预防新冠肺炎的积极态度决定了他们可能采取预防行为以保证自身健康。
老年人对预防行为的总体态度取决于他们对新冠肺炎的感知严重、以及他们对采取行为的感知获益和感知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定的健康信念模型所有中介效应中，感知获益是通过态度对持续性预防行为产生影响的最强因子。
这提醒健康传播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在未来疫情持续性大流行情况下，需要着重强调采取预防行为对于保证其健康和生命好处，从而通过达到态度介导持续执行预防行为。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媒体大量报道疫情信息，在满足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的同时还诱发了的恐慌情绪和心理压力。
为了防止老年群体过度预估存在的威胁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健康传播方面，早期报道应当注意报道适量的“威胁性信息”以降低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
引导老年人正确评估新冠肺炎风险，同时大量普及新冠肺炎知识，关注风险感知和新冠肺炎知识在改变不良健康行为时的强大说服力。
随着新冠肺炎持续流行，媒体报道重点应当从普及新冠肺炎知识转移到感知信念上，着重强调感知严重性在影响态度和持续性预防行为的方面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未来可能持续发散和小规模反弹的情况下，政府和相关媒体应该不断强调自我效能在遵守防疫行为的有效性和有益性，持续自我防护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从历时性研究角度来看，老年群体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表现出良好的风险感知水平、积极的态度和高参与度的防疫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