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这种简单而又伟大的工具的发明，使得人类从此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伤目标，不必再冒着巨大风险近身肉搏。堪称火器诞生之前，人类双手最伟大的一次延长。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兼并战争频发。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军事组织、作战方式与战术水平相较殷商与西周时期，都有了普遍的飞跃。商代晚期以至西周，精熟射艺成了对贵族子弟抑或精锐部队的要求。而战国前期的魏国，时任上地守的李悝（公元前455 年～公元前395 年）为了激励（或者说逼迫）辖下民众精熟射艺，居然颁布法令：当发生不容易判决的诉讼时，以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射箭比赛来决定官司输赢。以至上地郡民把大量精力花在练习射箭上，几乎人人都到了精熟射艺的地步，待到与秦国作战时，还因此大败秦军。这个例子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全民习射的写照。在赵国，则发生了一项影响更深远的改革。
地处北疆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为邻。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灵活机动的骑射兵种，延续自商周的“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中人御”的呆板兵车战术难以对抗。因此主要依靠传统的车兵、步兵来进行作战的赵国陷入了不利的境地。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公元前307 年，赵武灵王下令国人改穿胡人的服装，练习骑射，是为“胡服骑射”。与人们的固有观念不同，“胡服骑射”并非是中国骑兵的骑射之始。至少早在赵国尚未完全立国的赵襄子时代（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75 ～公元前425 年），赵氏便已拥有骑兵。可是，时人的服装上衣、下裳（即遮蔽下体的裙）、宽袍、大袖，根本不便骑马射箭，所以想要掌握娴熟的骑射技术就必须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事实证明，骑马本是习惯于乘车的中原人所不熟悉的，在马背上使用弓箭射中目标更是中原人一时难以掌握的。但只要愿意向“北方的老师”模仿、学习骑射技术，并勇敢地革除弊病，就完全能够取得成功。果然，改革十分有成效，赵国骑兵很快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渐次足以与胡骑相对抗。
（上图）赵武灵王（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95年）胡服骑射复原图，摘自《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汉朝建立后，匈奴对中原的压力远超战国时期。为了适应与匈奴作战，汉朝统治者对兵种设置、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均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到汉武帝时，骑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练习骑射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而铁质箭镞取代铜质箭镞成为主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卫青、霍去病才得以多次率领数万骑兵，深入敌后，大破匈奴。
汉匈战争中的汉朝骑兵有大量来自于边地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郡边民所处靠近游牧民族，因此剽悍好战，精于骑射。汉武帝出于培养骑兵骨*目的，曾经长时期只在“六郡良家子”的范围内挑选羽林骑士。出身六郡的两汉将领更是数不胜数：李广、李敢、李陵、李蔡、李息、甘延寿、上官桀、傅介子、赵充国、赵昂、公孙贺、公孙敖、辛武贤、辛庆忌、廉褒、廉范、皇甫规、皇甫嵩……甚至连“膂力过人， 双带两鞬（弓袋），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的那个董卓，都是边民善骑射者的典型。
自东汉开始，毒箭被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用途，增强了弓弩的*伤力。例如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三月，北匈奴以两万骑兵进攻汉戊己校尉耿恭屯兵数百的金蒲城时，耿恭就是依靠毒箭才得以在兵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击退敌军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割据纷立，战乱频仍。这一时期涌现了大大小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国家，国民们多为游牧民族出身，曾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马上生活，自然精于骑射。譬如匈奴“士民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又如鲜卑“人人善射， 以战为乐，以战死为荣，预战时，族人操弓箭飞身上马，欢呼相应”。他们普遍推行“取士选材，必先弓马”的选举标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北方社会骑射风气的兴盛，也使得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由秦汉时期的步弩为主转变为骑射为主。隋唐的军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正是北朝的延续。
（上图）骑射示意图，以北齐壁画为蓝本绘制（杨翌绘）
为了对抗“控弦之士多达百万”的突厥， 李唐王朝从立国之初便强调加强箭术训练的重要性。府兵“居常则皆习射”，并定期考试，如“有教习不精者”，就要将该府兵所属折冲府的军事长官折冲都尉问罪，有时甚至连该府兵所处州的地方长官刺史也要一并问罪。唐代箭术理论的风格倾向，从《射经·马射总法》中“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 紧放箭”的口诀即可一窥。此外，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武则天创设了与文科科举考试并列的武举，九项考试科目中射箭类独占五项（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长垛），唐代对箭术的重视由此可见。因此唐朝也涌现出许多射箭的行家里手。“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诗句中所夸赞的“将军”薛仁贵（公元614 年～公元683 年）便是个中典型。他是唐代出名的善射者，在唐高宗的测试中，曾以劲弓钢镞一箭洞穿五层铠甲。与九姓铁勒（回纥、仆固等九个铁勒部落的总称）在天山作战时，曾依靠“三箭射*三人”的气势，迫使敌军投降。
宋代对箭术的重视，相较唐代似乎更胜一筹，有所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的说法。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 年）九月，朝廷颁布了《教法格并图像》，其中对步射、马射等各类箭术，以及执弓、发矢之类的细节，均有文字说明和图解，同近现代的军事操典很相似。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而当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优劣，主要是看他能挽多大弓力的弓与弩（弓力越大射程越远、*伤力和穿透力越强，当然是非线性的），以及射击的精准度。由此，选拔士兵，尤其是选拔精锐士兵时，对他们的箭术水平自然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标准。北宋仁宗时制订的《禁军选补法》载：“凡入上四军者，捧日、天武， 弓以九斗（弓力约68.36 公斤），龙卫、神卫，弓以七斗（约53.17 公斤）；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约205.09 公斤），神卫，弩以二石三斗（约174.71 公斤）为中格。”选补班直（相当于近卫部队）的要求标准更高，“弓射一石五斗（约113.94 公斤），弩跖三石五斗（约265.86公斤）”才算合格。到了南宋宁宗时，选拔精锐士兵的标准则为穿着甲胄后，“射一石（约75.96 公斤）力弓，三石（约227.88 公斤）力弩为上等；射九斗（约68.36 公斤）力弓，二石八斗（约212.69 公斤） 力弩为次等”。
同时，宋朝皇帝也时常对军队提出教阅、测试的要求标准。譬如南宋孝宗时就规定，弓箭手在六十步（约93.6 米）开外射8 箭， 射中5 箭为合格。南宋光宗时，对殿、步司诸军的要求则是：“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约91.15 公斤）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即指合格）；弩手带甲，百步（约156 米）射四石（约303.84 公斤）力， 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另外，在与敌国接壤的边地、战区，甚至不光要求军人拥有娴熟的箭术，还希望民众也能够精于弓弩，以备不时之需。譬如种家将的第一代——北宋将领种世衡（公元985 年～公元1045 年）在陕北与西夏作战时，就曾经使出类似战国时魏国李悝的方法来激励当地民众精熟箭术——“常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者则释其罪；有辞谋事，请谋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励，皆精于射，敌数年不敢近”。
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结束了草原上似乎会“永无宁日”的自相残*，作为“成吉思汗”创建了蒙古帝国。随后，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连续灭掉西夏、金、大理、南宋，更征服了吐蕃地区，建立起版图辽阔的元朝。而元朝的建立，依仗的正是蒙古军队的强大战斗力。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其主要原因之一，恐怕便是从小学习“男子三艺”。
蒙古男子认为立身处世有三项必须掌握的技艺——骑马、射箭和摔跤，是为“男子三艺”。这与蒙古人长期游牧射猎的生活密不可分。残酷的生存环境与频繁的内部战争， 迫使蒙古人自幼便得开始学习、掌握骑射技术。在“追、围、捕、*”的狩猎中，在“分析、判断、进攻抑或后撤、包围抑或迂回”的实战中，蒙古骑兵练就了非常灵活的骑射战术：或迅速冲到敌军近处，从四面八方暴风骤雨般地放箭袭击，然后忽然遁去；或先在较远距离以强弓攒射，尽可能地*伤敌人并破坏敌人的阵形，然后依靠自己的快速机动能力巧妙地拉开距离，如此不断往复，直到消灭敌军。
（上图）元世祖出猎图里的蒙古猎手
明朝初年，统治者对骑射能力的重视很大程度即是蒙古骑兵余威的体现。然而曾经的情况——军人普遍骑射娴熟，文儒之士善射者亦不鲜见，到明中期时已经为之大变。这主要是火器制造与应用的大发展导致的。虽然弓箭在射击频率上有一定优势，因此尚且可以作为与火器互补的兵器留在中国战争舞台上，而不是像弩一般几乎完全被排挤出中国战争舞台，但弓箭的重要性仍是难以避免地不如以往了。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创立者女真人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从肃慎、靺鞨、女真一路传承下来的骑射之风依然极盛。骑射作为清代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满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清朝统治者亦将“骑射”与“国语”（满语）并列，当作支撑国家的八旗根本。为保持骑射传统， 清室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规定八旗子弟参加科举，需先考步射、骑射，合格者才可继续参加乡试、会试考试。又比如武举考试无论乡试、会试、殿试，考试顺序皆为第一场骑射，第二场步射，第三场才是军略，前一场考试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接下来的考试。再比如建立考封制度，给没有爵位继承权的宗室通过考试获得一定等级爵位的可能，考试内容为骑射、步射、满汉翻译三项。
然而弓箭毕竟已经落后于世界武器发展潮流了。1840 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轰开之后，清帝国逐渐建立的新军队，已经不可能再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了。弓箭，这种在中国军事实战中占据了几千年重要地位的武器，很快就被枪炮等近现代兵器所取代。失去了主要需求来源——军事用途，弓箭制造业也就此日薄西山，逐渐衰落了。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