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时，面临着沉重压力:一是军务紧，新疆的形势危急。陕甘回民起义，烈火正炽；俄国趁新疆形势混乱之机，悍然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九城，并欲东侵。二是财政困难，军需无法保障。三是西北茶务陷于崩溃，民（牧民）怨沸腾，急需黑茶。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大军以湖南人为主，进入新疆大多水土不服。熟悉安化黑茶特殊功效的左宗棠，要为将士准备的军需品中备有安化黑茶，并要求将士经常饮用，以防治水土不服引发的疾病，保持兵强马壮，能在恶劣环境中战胜外敌、为收复新疆提供了有力保障。左宗棠纵观全局，审时度势，把整顿西北茶务与增加财政收入、筹集军响及民族融和有机结合起来，使西北军政形势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靠“茶引”购买茶叶。茶引法是始于宋代茶叶专卖法的一种方法，沿用至清代。“茶引”又称护票，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西北茶引清袭明制，但茶引制长期使用有弊端出现:领引者持引众寡不一，多则十引百引，少则一引，随意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且会带来逃税*事件不断发生。
左宗棠效仿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以票代引，一改自宋以来的引茶制，实行票制，规定每票50引，计茶40包，每包正茶100斤，副茶25斤……承销商至少要领一票。他上书说：“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驰，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准北奏改盐票，鹾纳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
平定新疆，左宗棠的战略是“绥进速决”，即力求军备充足，稳打稳扎。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把西北茶政“改引为票”作为重要内容，通过改革西北茶政来发展经济、筹措军费。改引为票，改的不仅仅是一张纸，具体包括：一是原来西北茶引商人所欠政府茶税约40万两白银一概免除；二是原来附加在每一道茶引上的一两四钱杂税一律免除；三是撤销以前的总商承办制度，只要是有能力贩运一票茶至兰州的商贩，都可以到政府领票承办；四是从湖南运往西北的持票之茶，一律减按外销茶的十分之二收取厘金。五是凡持票之茶，经销区验票并交纳相应税费，可行销往西北各地。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增设南柜”。这一下子解除了附着在安化黑茶及其茶商身上的多重枷锁。安化黑茶从此可以大量生产、长途顺达、广销西北。同时，由于销路的顺畅，也使西北商品经济迅速恢复正常，为平定新疆提供了经济基础。
整顿茶务之前，负责茶叶运输的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清代后期茶马互市中的甘商分为东西二柜，据左宗棠奏《变通办理甘肃茶务疏》载："溯甘省茶，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皆回民充商，而陕籍尤众。”左宗棠根据市场形势又增设了南柜。据《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载，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南柜茶商多为湖南老乡，主要经营安化黑茶。
“从湖南运往西北的持票之茶，一律减按外销茶的十分之二收取厘金。”这意味着茶商到湖南采购茶叶，在湖南境内只征收2成税费，其余8成由陕甘总督府补贴，而补贴款就用于抵扣划定给湖南当时应该对口交纳的西北军务款。在政府层面的账务上灵活处理，给民间茶商带来了实惠，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商相当于直接豁免了在湖南境内的8成税款，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湖南安化的茶行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左宗棠起用长沙人朱昌琳为“南柜”总商，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左宗棠这一茶事制度的变革，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七年（1881）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往来兴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
左宗棠整顿茶务的直接结果是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的复兴，并畅销于俄国，使湖南茶业臻于鼎盛。据吴觉农《湖南茶业报告书》等记载，湖南茶业极盛时年产量达100万担之巨，仅长沙府安化一县，东坪、桥口、黄沙坪、西州等地有茶庄80余所，年产茶七八十万箱。……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
如今，不少湖南人称左宗棠为“茶票之父”，称赞其茶政改革让安化黑茶走上了茶马古道。安化黑茶在茶马古道上，经由马背船舱的运输方式，从内陆的湖湘腹地跨越大半个中国运往西北边疆，成为少数民族兄弟的生命之饮。
由于左宗棠奏请茶叶由官营改为私商营运，也打开了湘茶销往东南的通道，大批湘茶与浙盐互贸，从而从苏浙沿海出口，远渡重洋。
孟冬十月，芙蓉花开，睹物畅思，自然想到了芙蓉茶、芙蓉国、芙蓉城，还有贾宝玉的芙蓉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