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由于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朝野内外臭名昭著，夏言抑制严嵩家族势力的做法赢得赞许。
然而，他忽视了维系与世宗间的紧密联系，而归根到底世宗才是掌控最高权力的唯一代表。夏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勤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懈怠。
他不再亲自撰写青词，而是由其门客代笔，或者干脆呈上旧稿，这必然引起世宗的不悦。并且由于拒绝与宦官为伍，夏言无法从内廷得知关于世宗好恶的信息。
而另一方面，严嵩的做法与其截然相反，不仅在诸多方面迎合世宗的突发奇想和兴趣爱好，而且还贿赂宦官为其美言，同时从宦官处得知世宗的想法，以便提前有所准备。
意识到夏言逐渐失势，严嵩利用收复河套地区一事成功促使其垮台。夏言被处决，他的第二任妻子苏氏被流放广西。
夏言的侄子礼部主事夏克承和他的侄孙尚宝丞夏朝庆被削籍为民。对夏言的处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是专制君主无视法律程序及朝廷中枢特殊考量的结果。
夏言的忤逆行为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所有方面都遵从一位沉溺于道教的皇帝。尽管夏言和嘉靖年间的许多高级官员一样，是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然而他还是十分坦率和廉洁的。
三、总结隆庆初年，夏言的所有荣誉与职衔得到恢复，并被赐予谥号文愍。夏言之死引起百姓广泛的悲思。
面对严嵩等人强烈的反对，夏言对曾铣防卫河套地区计划的支持，成为广受欢迎的传奇剧本《鸣凤记》的一部分。
主要内容是揭露严嵩家族的罪行，现在还可以见到夏言的书法作品，尤其是在他入内阁之后的作品。
不过夏言和他的妻子更关注诗词，特别是夏言的词收录于《桂洲先生词》，附《鸥园新曲》。夏言于嘉靖时期所作律诗被单独辑录，题为《桂洲诗集》。
夏言的奏章于1535年左右刊印，题为《南宫奏稿》，后来的增补本于1539年付梓，题为《桂洲奏议》。他还刊印了对皇帝赏赐表示感谢的奏章选集，题为《奏谢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