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回望三国，若要寻找一个让后人兼及讲评和体悟的文化符号，一定绕不开大名鼎鼎的《出师表》。
日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发布诸葛亮殿墙体新发现8通碑刻的消息，引一时瞩目。其中一通便为清人复写的《前、后出师表》。
新发现碑刻抹灰层剥落一角（资料图）
这通《前、后出师表》碑嵌于武侯祠诸葛亮殿北面墙壁之中，紧临诸葛亮塑像，由7方大小相近、取材本地红砂石的碑石组成，通长约309厘米，宽约38厘米。虽有部分漫漶和缺失，研究人员还是根据其能够识别的文字和道光九年（1829）成书的《昭烈忠武陵庙志》相关记载确定了碑文内容。按照碑文布局和残留刻痕分析，曾有1000余字刻于其上。
讲解员在石刻文献前（资料图）
在中国，石刻文献的历史已超过2000年。除了记录事件，立碑之名、碑的规制，以及内容、书法、刻工，甚至摆放位置，都被赋予个人观念和社会思潮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一种传统文化秩序。
方寸之心，一时之事，岁月变迁，惟石能语。物质的人格化，让肃穆沉静的碑刻总带着几分别有洞天的意味。
〉〉乾隆朝状元书写人生之路
这通《前、后出师表》碑的撰写者石韫玉是当时一位文才善书的著名学者，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万寿恩科”中一举夺魁。在状元身份的加持下，他历任翰林院修撰、典福建乡试、四川重庆府知府、山东按察使，并颇有建树。
四川任上，石韫玉曾前来武侯祠拜谒，景仰宗臣，慨然慕思，当即产生了再书《出师表》并勒石镌藏的心意。正当他准备付诸行动之时，一纸调令让其愿望只能暂时搁置，而这一来，便是近15年。
武侯祠里的古银杏（陶轲摄）
嘉庆二十四年（1819），石韫玉的学生聂铣敏入川为官，督四川学政。石韫玉听闻后欣喜不已，不仅寄书信予以祝贺，还将手书的《前、后出师表》一同送达，希望得以刊刻于武侯祠。
聂铣敏早年求学之时，兼习书法，石韫玉教导他书写之法与士子之心应相得益彰，互为成就。言传身教下，聂铣敏自然感念敬佩诸葛亮正直忠义、鞠躬尽瘁的精神，在拜谒勉县武侯墓和成都武侯祠时，便也有重新抄录《出师表》的想法。适逢老师来信，聂铣敏一刻未怠慢，亲自找寻石材工匠，于道光元年（1821）秋完成了镌藏典礼。不仅如此，他还便将石氏的手迹另摹刻一碑于定军山，有两地神明遥相辉映之意。可惜的是，这一块碑今天已无法找到，武侯祠所见石韫玉《前、后出师表》碑成为了弥足珍贵的孤品。
〉〉显与藏：传世孤本的深层隐情
《出师表》碑
石韫玉是当时广有盛名的书法家，尤重楷书。他认为楷书之精要在于“秀劲平匀”， 从《前、后出师表》碑留下的字迹中能够看出其结构谨严，腕力遒劲。
再书《前、后出师表》时，石韫玉早已去职隐退，日常律身清谨，工于诗文，编修史籍，藏书数万册，自号“独学老人”。重书《出师表》，既是对一代名相诸葛亮的推崇，更是他入世出世之间家国情怀的真实表达。
刘心原《出师表》碑（局部拓片）
据《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的北面墙壁曾刊有历代碑刻24通。因处于正殿正位，众多政商名流、鸿学大儒以能将自己的作品镌藏其上为一生荣幸，成一时“国潮国风”。同样的题材，在成都武侯祠内还有嘉庆十七年（1812）江左名流王之楫、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任成都知府刘心原以及现代重刻相传为抗金名将岳飞所书的三通碑刻，《出师表》成为他们表述心迹的共同选择。
然200年来，武侯祠的诸多碑刻经历了破坏、整理、修缮的复杂传承过程，如今一些记载中的碑刻已不见踪迹。惟石韫玉的《前、后出师表》碑刊刻在墙面最显著的位置，并被后人藏于墙体之中而得以保存流传，无疑象征着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显则信义昭彰，担当普世价值的赞颂铭；藏则大美无言，成为历史幽景的见证者。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生 李先硕
编辑 段雪莹 图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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