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和邓演达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执着，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大革命初期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经历十分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特别是*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层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
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而邓演达是在北伐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也是由他发布。
可以说，在解决农民问题上，*与邓演达既有共同追求，又各具优势。
但是，*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党内曾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否定。不仅*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没能完整刊发；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了*的*职务。
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的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邓演达却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
对于*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邓演达更是颇为看重。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不仅聘请*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还积极支持*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961年5月，*在上海与他和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后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学。1925年底，回国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北伐军武汉行营主任，是武汉国民政府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到苏联、德国以及一些欧亚国家考察。1930年，秘密回到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1931年8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当局*害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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