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源遠流長的中國茶文化濫觴於秦漢，發展於南北朝時期，成熟於隋唐，興盛於兩宋，轉型於元明，復興於前清和近代，影響了東方人的社會風俗與日常生活。追本溯源，先秦經典中唯有“荼”的記載，意指含糊，直至唐朝陸羽的『茶經』方有明確指引，佳茗配美器的論述亦隨之而生。其時茶湯色澤以綠為貴，而越州瓷色青，易於襯托茶色，茶聖因之推重越盞，視為上品。
至宋代，茶湯貴白，則“宜黑盞”，為鬥茶時易驗水痕之故。閩地的北苑貢茶有名於時，因遴選之需，加之嶺外地區有“喜鬥茶”的民俗，得此天時、地利之便，就近的建陽、吉州所出黑釉茶碗正可因地制宜，遂廣汎應用於茶事活動，並和貢茶一同供奉朝堂。隨之各地鬥茶活動也愈發普及，成為那個時代社交活動中的一種文娛方式。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對於點茶法記述頗詳，諸如調膏、注湯、運筅、擊拂等環節，亦強調了茶湯色澤“以純白為上真”及“盞色貴青黑”的要旨。
Jian Kiln's TEA Bowl sold on USD11Millions in 2016
南宋時期，旅華日僧將中土茶文化傳至東瀛，與禪學修行相得益彰，『茶禪一味』的飲茶心訣被日本釋家、世俗界奉爲圭臬，宋代的製茶、飲茶之法及茶器也流播島內，引爲後世扶桑茶道之濫觴。中國茶風東傳日本，致使漢地茶器大受歡迎，尤其是南宋時期廣開市舶，中日商貿和人員往還頻密，閩浙又居地緣、交通之便，建盞、龍泉諸器自沿海港口源源不斷輸往東鄰，福建定海、韓國新安的沉船遺跡見證了宋元時期東亞海上商路的冰山一角，其中亦涵蓋了大宗儲茶、飲茶器具。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螞蝗絆青瓷花口碗、靜嘉堂珍藏的曜變天目，或純粹，或變幻，分別代表了東亞早期不同格調茶器至高的審美追求，同時亦詮釋著禪學與茶道一體兩面的修爲境界。
A Famous Long Quan Celadon Tea Bowl collected in Japan
其後，村田珠光“草蓭茶”風初成，又經武野紹鷗等茶人的繼承、演化，伴隨千利休“侘寂”（わびさび）美學理念的踐行，於安土-桃山末期終於成就了和風本土茶道，此時韓國民間制陶特有的格調正可適應這種茶風，更引領了日本茶道具的製作、甄選與傳承。
韓半島地接北中國，因而高麗、李朝陶瓷的作風及其燒製技法更多來自於我國磁州等北方窯口的薰陶，再融入鮮族自身粗放、簡約、率真的在地民風，無論是井戶、熊川亦或之後日本仿製自作的樂燒、瀨戶諸器，已帶有鮮明的日式茶道美學執念，即樸拙、純粹、隨性的『茶禪』韻味，而觀其形制和諸色系，總體上仍以敦厚、尚黑為宗，從中又可窺見南方建窯對於日燒茶具潛移默化的身教，實屬各有所本，源出多脈。
A Japanese Pottery Tea Bowl in Edo Period
近年來隨著日本茶道的國際化，日式茶道具逐漸進入各國公衆的視野。然而，日本茶道具是與其茶道文化緊密關聯的伴生現象，終究無法脫離固有茶道場域而成為一種獨立存世的藝術形態。換言之，若是缺少特定日本茶道環境的烘托，日式茶具似乎難以作爲專項藝品而被普世美學價值所接納。例如早期來自朝鮮的所謂釉陶茶具，其實原本是韓半島苦力日用品，既與民藝無關，亦和高雅藝術不搭界！文祿慶長之役後，背井離鄉來到日本的朝鮮陶工於各地開窯設場，萩燒、鍋島燒、有田燒莫不如是。由於初期胎土質差、窯溫較低以及釉藥配方的不成熟、成型工藝和裝燒技法等也有待完善，出品的茶具外觀非常原生態，造型扭曲，釉面凹凸不平，卻是迎合了“佗茶”的正念，手持這種茶碗飲下溫熱的茗湯，主客之間或可達成某種心靈的默契，既體味著人生，又觀照了社會，也就是『易經』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人生不順常八九，世事紛紜哪得閑！若按我個人膚淺的理解來説，陶潛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大概便是日本茶道的意境吧。總之，日人對於茶道的内心堅守，在客觀上促成了日本自制茶道具的登堂入室，而日式茶具又承載著和風茶道的精義，可謂兩廂成全。
如果說日人將茶道用物當作是弘道的附屬工具，那麽反觀國人，則是將茶器視爲獨立的藝術存續，在品茗之餘，注重美器之賞。無論是宋代的點茶還是現今的飲茶，中國的茶文化意在體味大自然造化之真，即茶之味（世界觀）；守護自身的發心，即茶之念（人生觀）；感受藝匠巧思而成的名品，即器之美（價值觀），從而實現精神與物質的交融。聖訓曾言：有道，守德，持仁，方能於“藝”的方面游刃有餘，這或許是中華茶藝所追求的境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