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西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中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此句一般解释为，如果有利于百姓，就不必取法古代；如果能办成事情，就不必遵循习俗。这是古文常用的互文修辞手法，更合适的解释是只要有利于人民和事业，就不必取法古代、遵循习俗。
“法古”与“变古”、“循俗”与“革俗”，始终是古代士人聚焦争论的话题。
中国素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先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给子子孙孙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尧舜之治”“孔孟之道”等政治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古法”和“习俗”。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适用环境，一旦客观条件发生了改变，就要进行相应地变革，否则有可能成为子孙进步的桎梏。
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能消灭六国、统一中华，主要是敢于“变古”，对遵循已久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如周天子及诸侯国的贵族，实行的父死子继、世代相袭享受爵位和俸禄的世卿世禄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对象。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支持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真正有功于国的人员。公元前390年左右，楚悼王支持吴起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子嗣实行“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说苑·指武》）的政策，而对有功劳的人员则授予爵禄。此举触犯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在他们的激烈反对下，李悝、吴起的变法最终失败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不仅废除世卿世禄制，而且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为消灭六国，统一中华做好了制度准备。在变法的过程中，商鞅不可避免地要与旧贵族进行辩论。旧贵族说“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商君列传》），主张治国理政要师法古制，不要改变现状。商鞅反问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指出治国理政并无一成不变的“古法”“旧礼”，只要有利于国家，皆能为我所用。
秦国通过“变古”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但秦始皇未能处理好“循俗”和“革俗”的矛盾，导致秦朝仅仅维持十五年即土崩瓦解。
秦朝因为先进的制度而取得了军事上的极大成功，统一中国后，急切地在六国故地推行郡县制，但六国遗民狃习于实行已久的分封制，一时难以遽改。秦朝强行在东方推进郡县制，最终因水土不服而遭遇失败。秦朝博士齐人淳于越曾进谏秦始皇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师古”（即“法古”）分封子弟的主张最终引发了“焚书”之祸。
秦朝灭亡后，一方面“法古”成为汉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另一方面“循俗”成了汉代政治家的理政手段。陈苏镇在《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一文中指出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尊重东方习惯的分封制，实行郡国并行制，秦的郡县制和周的王国制并存。郡县奉行汉代法律制度，而王国则独立司法、从俗而治。曹参为齐国国相，因地制宜，推行黄老之术，结果是“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曹相国世家》）。刘邦徙韩信为楚王时说“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汉书·高帝纪》），以韩信楚人而治楚地，属于依习俗而治。如此，在东方六国的故地，实行分封制的“古法”、遵循地方色彩的“习俗”，是汉初朝廷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然而分封制的“古法”弊端，在战国时期已经充分暴露，郡县制的“新法”，逐渐成为朝廷的改革方向。汉初的分封制严重威胁了中央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汉文帝时，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通过大量地建立诸侯国来削弱各国的实力。汉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腰斩东市，当时人引谚语指责晁错“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史记·晁错列传》）。汉武帝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土地给子弟，促成诸侯国封地不断“裂变”，结果是诸侯国仅有王国之名，几乎等同于郡县。至此，汉朝完成了对持续近千年的分封制的彻底改革。据此可知，纵然是先进的、有益的政策实施，也需要分步骤、有策略地推进，追求狂风骤雨式的急速变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古法”是圣人之遗，儒家学者往往“是古非今”，“圣人之法”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因此“变古”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成果的巩固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西汉末年的王莽崇信儒家经典《周礼》，盲目地托古改制，比如实施文献记载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想借此彻底解决西汉的土地兼并问题；又恢复了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世卿世禄制。王莽还模仿《周礼》改革官僚制度和行政区划，破坏了历史形成、通行已久的“习俗”，导致中央政府职责不清、运作混乱，地方政府名称淆乱、疆界不明。随着改革的失败，王莽建立的新朝也被推翻。王莽面对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没有寻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却迷信儒家经典，盲目“奉天法古”，导致了身死国灭的悲剧。
成功的改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的结合：李悝、吴起的变法，因魏文侯、楚悼王的去世而失败，这是缺少“人和”因素；贾谊、晃错把握了改革的方向，但缺少好的时机，这是缺少“天时”因素；秦国推行郡县制效果良好，但在六国却遭到强烈抵触，这是缺少“地利”因素。
战国秦汉的政治成败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充分地认识“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来源：作者：徐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