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岭，沿着北盘江和打邦河，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上了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截至2017年，镇宁火龙果种植面积已从2012年的1450亩扩大到17000亩，投产面积达到8500亩，产量达1.02万吨。2017年，镇宁又提出火龙果产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到2019年把火龙果种植面积发展到6万亩，而贞丰县已实现1万余亩的种植规模。
关岭、镇宁、贞丰等地推广火龙果正是贵州火龙果产业“异军突起”的代表。贵州的火龙果种植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开始起步，并在全省近30个县推广，“2015年就超过海南、广西和广东，成为全国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贵州省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现有种植面积9万余亩。
其实，2016年开始，关岭农业局已意识到大规模推广种植可能带来价格下挫，并将用于补贴农户种植火龙果的总金额从2015年的800万元降为100万元。
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一方面，政策调控存在滞后性，前几年大规模推广、农民跟风种植的火龙果，正逐步进入盛产期。另一方面，在关岭，火龙果种植项目以村为单位进行申报。火龙果价格下挫影响的不仅是分散的农户，而是整个村庄。
在关岭，沿着北盘江和打邦河，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上了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收入低管理差的恶性循环”
郭明忠在县城摆摊的那几天，每晚临近九点，就有一些商贩以十元三斤的价格甩卖火龙果。这让他很恼火，却也能理解，“卖一块就得一块，一些前几天剩下的果子再卖不完就得倒掉。”
在太坪村，有十多家像郭明忠这样的种植户，为了能多卖些钱，把火龙果从地里运到县城或公路旁卖。据估计，在关岭县城及附近公路旁摆摊的农户有100余户。
如何让自己的果子卖个好价钱，甚至只要卖出去就好？种植户也在自寻出路。
种植户余光品去年以来一直在尝试把自家卖不出去的火龙果做成火龙果酒。去年，参加县里组织的活动，去云南学习火龙果种植与加工，当看到云南的火龙果酒卖到680元一瓶后，他就开始鼓捣火龙果酒，但目前在产品检测上遇到了障碍。
在关岭，像余光品这样，把卖不出去的火龙果酿成酒的很多，但都局限在家庭小作坊里，“自己上网买酒瓶，自己灌酒”，甚至一些农户用的只是废弃的矿泉水瓶。
没有及时采摘，开裂的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种植户任万金从去年就开始尝试着把那些卖不出去的火龙果切片做成水果干。为了买到最合适的水果烘干机，他多次背着火龙果去天津做烘烤实验。现在，任万金产出的一小罐火龙果干能卖35元。“需要一斤七八两的新鲜火龙果才做成一两的干，而且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以9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烤17个小时，很耗电。”任万金说。
现在任万金家的火龙果干主要是靠亲戚朋友帮忙卖。因为没有什么牌子，不能上淘宝。除了量小之外，任万金制作的火龙果干吃起来像受了潮一样，这也是他目前遇到的难题——密封技术还不成熟。
几乎所有记者采访中遇到的种植户都在借助微信销售火龙果，一些自己不会操作的农户，就让还在读书的孩子帮忙。但正如任万金所说，“这个其实也走不了多少量，一次最多卖10斤、20斤。”
中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不过，很少有种植户意识到，当地火龙果也存在质量问题。
“品质好，口味好”“只有这个地方的果口感才是最好的”，在关岭，几乎所有的本地人都这样称赞当地的火龙果。2007年，在成都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关岭火龙果获得金奖。然而在外来的火龙果专家王江看来，当地的火龙果质量还远远不能让种植户“高枕无忧”。
6月23日中午，余光品家迎来了贵阳一家农业科技技术公司，王江正是这家企业的火龙果专家。如果对火龙果品质满意的话，这家公司将与余光品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
余光品家里正好按大小分箱堆着昨天从山上采摘的火龙果。对这些火龙果，王江面露难色，大果堆里有好些个表皮长了大块斑点的果子，更有一些火龙果熟透开裂了，“这样的果子我们叫次品果，没有卖相了。”
王江发现，余光品家的火龙果问题远不止这些，还有果子偏小、品种杂、没有有机食品认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