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均田制与隋朝的均田制
因均田令和租调制的实施，使得隋朝的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之上，百姓不但不用再流离失所，且最重要的是荒废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如此，随着土地的增加，赋税的增加，隋朝自然也就越来越富庶。
第二、实行输籍定样，开展大索貌阅。自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开始变得极为的严重，而在当时户口就意味着税收，如果在册的户口变少，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税收将大幅度减少，同时可控制的劳动力也将减少。由此隋文帝开国后，为了整顿日益严峻的户籍问题，遂在开皇三年（583年）下诏：“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以防容隐”，即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有谎报年龄，诈老诈小的情况。如有不实，里正、保长、党长等要被处以流刑。
而通过这次排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据史所载：“于是记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有近一百余万户之前隐藏的户口被查出，由此大大增加了朝廷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
此后，在开皇五年（585年），因高熲认为“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所以奏请隋文帝“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而文帝亦采纳了高熲的建议，开始在全国实行“输籍法”，即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出查，将百姓300家到500家编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然后朝廷就依据这个标准来确定每户这一年需要交纳的赋税。
隋朝“大索貌阅”
“输籍法”的目的就是让朝廷可以更方便的查出被隐藏的户口，然后防止百姓逃税，及抑制士族、豪强隐藏劳动人口，从而避免税负出现不合理的问题。如此，在大多数隐藏的户口都被查出后，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得以大幅度的增加，可以说，高熲的“输籍法”无疑是成功的，正如唐理财家杜佑所言：“隋代之盛，其由于斯”，“开皇盛世”能够到来，与“输籍法”的推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第三、实施轻徭薄赋。隋初，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政策，隋开国时定丁男一床租三石，而这比北周少了两石，比刘宋少了四石，到了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又将调绢由丁男一床纳四丈减为二丈。此后，隋朝又数次颁下免除部分地区赋税的政策，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陈时，文帝下诏“故城之境内，给復十年，除州免其年租赋”；开皇十二年（592年），文帝又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同时在北周时，百姓到六十岁才停止服徭役，但到了隋开皇十年（590年）后，随着文帝下诏：“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此后隋朝百姓五十岁即不用再服徭役。隋炀帝即位后，因国家财政日益充足，府库盈溢，炀帝又下诏：“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此后妇人、奴婢、家仆等不用再交纳赋税、承担劳役，而男子则在二十二岁之后再承担赋税、徭役、兵役等职责。
轻徭薄赋
就这样，通过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隋代百姓得以休息生息，可以安心的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而随着百姓开始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的建设当中，隋朝的经济也得以开始稳步提升，再借着之前南北朝所打下的经济基础，隋朝也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步入了极盛时期。
高素质的统治者西哲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国家的繁荣昌盛紧紧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封建时代，一个王朝能否兴盛，多半取决于皇帝，只要皇帝圣明，再加上政策得当，这个王朝基本上就能走上兴盛。而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隋朝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创造出如此惊人的财富，这其中与隋文帝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隋文帝可以说是中国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吕思勉曾言：“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隋文帝在位24年间，勤于政事，躬行节俭，他将南北朝所实施的苛捐杂税统统都废除掉，并实施了轻徭薄赋、输籍定样等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由此隋朝得以府库充实，仓储丰盈。
隋文帝壁画
综上所述，隋朝之所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财富，主要就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即继承南北朝发展、实施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及高素质的统治者。
当然，即使是如此富裕的隋朝，它却也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时间，而它之所以那么快的就陷入亡国的境地，这其中虽然有着诸多原因，但有一点原因却就是因隋朝的富裕。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隋朝的富只是对于朝廷而言，却不是对百姓而言，它只是国富，却并非民富。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曾这样说道：“财散则民聚，财聚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民速亡”，如果一个王朝将财富过度的集中在朝廷的手中，而不分散到百姓的手中，致使出现国富民穷的话，那么一旦发生动乱，隋朝就会立刻分崩离析，因为贫穷的百姓根本就不会支持将全国财富都聚拢在自己手中的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