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首先爆发于美国，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市场价格在一天之内下跌12.8%，大危机由此开始。紧接着就是银行*、生产下降、工厂*、工人失业。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除苏联以外的全世界，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遭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
在中国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化：一方面是“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剿匪”战争，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分田单*小高潮。“官逼民反”，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国民党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对民众实行残酷的屠*政策。总之，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大批中小型企业纷纷*，工人失业，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的是怎样应对的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除面临内部政局不稳、外部强敌压境等威胁以外，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主要依靠沿江沿海一带大城市。而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为调整经济秩序，恢复经济发展，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既有针对中国原有经济不济的考虑，也有面对新的危机的全面考量。
一、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央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国民党是以军事手段建立政权的，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不久，即宣布以“训政”代替“军政”、以“建设”代替“革命”。然而，国内日益高涨的共产党革命、国际上日本等殖民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等，都使得国民党的“裁军”等口号难以在现实中付诸实施。因此，军人比例的居高不下及军费开支的过于庞大，仍是国民政府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据初步估算，当时全国军队约200万左右，军费开支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出，在1928-1933年间的6个财政年度内，军费开支约占去其每一年度支出总额的45%-50%。董长芝的研究发现除军费以外，债务支出也是政府开支的一个重要部分，从1928-1936年债务支出在每个财政年度里岁出比例也基本保持在20%~30%。而与以上开支浩大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由于当时国家税制的混乱及财源的枯竭，更因地方割据，财税主要依赖上海等大城市“公税”，农村财税难以控制。国家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快速增长，因此导致了国家财政赤字状况非常严重，入不敷出状况非常明显，如1929年国民政府的收入为5.98亿元，而各项支出达7.79亿元，财政不敷至1.8亿元。
第二，农村灾荒严重，农业长期落后。整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几乎无年不灾。20世纪20年代，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在中国非常频繁，加之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灾荒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据1929年2月国民政府赈务处的调查报告，全国受灾区域高达21省；灾民的数目，除湖南、江苏、贵州、四川、福建、热河、江西等7省没有报告外，其他地方共有56622500人。而1931年突发于苏、皖、赣等省的江淮大水，更是造成了水稻损失45亿公斤，高粱、小麦损失5亿公斤，相当于1800万人的口粮。除自然灾害外，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土地高度集中及由此而产生的高地租现象也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在1937年之前，中国农民56%要借贷、48%的农户要借粮方能为生。农民的普遍贫困，不但使农村成为阶级革命的温床，还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农业的健康发展。当时国家财政的三大税源：关、盐、统约占财政总收入90%以上，而包括田赋在内的杂费收入尚不及10%，可见农业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的落后。
第三，民族工商业长期落后。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在海关、税收等方面享有特权保护，官办企业甚少，众多的民族企业实力不足。中国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为外资企业及洋行买办所左右，而中国自有的经济基础却相当薄弱。以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缫丝业为例，“1929年全市共有104家丝厂，数量上可谓不少，但它们合在一起的资本总额，仅有2989200元，平均每厂的资本仅有二万余元，简直不及法日意各国一家缫丝工厂的资本”。民族工业的落后还突出表现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控制上，在当时中国的钢铁、煤炭、电力等重要产业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均高达70%—90%以上。
除此以外，货币体制的混乱、重工业发展的滞后、失业现象的普遍等也都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困境。中国经济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致的整体实力落后，不但导致其严重依赖外国，而且还削弱了其抗击经济风险的能力。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原本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一筹莫展之际，而经济危机中西方各国的应对送来了摆脱危机、发展经济的一剂“良药”。“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无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种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模式在1933年后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认同和肯定，他们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倡导日益强烈。正如黄岭峻在对此时期思潮的研究中所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数年时间里，由于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的示范性作用，中国思想界，包括像《独立评论》派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完全被政府干预的魅力所征服。如果说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旋律，在政治上是‘权威主义’、在文化上是‘民族主义’，那么在经济上则可以说是‘干涉主义’。”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全国经济的计划早已有之，一些措施已经开始实施，如1928年11月成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统制全国金融。经济危机的袭来、学界“统制经济”学说的盛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不啻是一个实现其目标的绝好时机。宋子文在参加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以后，明确提出“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经济统制”的主张。所以，在应对危机时尤其是1933年之后，国民政府的不少经济措施体现了国家统制的特色。
二、经济措施和实效
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通过"废厘改统"规范全国的税收体系
“废厘改统”是指裁撤厘金制度、实行统一的货物税。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消除以往中国税收混乱、税率不统一的局面。厘金制度一直是扼*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但加剧了中国商人的负担，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税收体系的混乱。因而，厘金制度一直为社会各界深恶痛绝。张審就认为：“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切取给于厘捐，天下*然，厘金遂为冗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的财税体系，裁厘、废厘开始被政府提上了正式议事日程。经过反复论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提出了裁厘建议，并在1930年正式宣布裁撤厘金制度，实行统一货物税。“裁厘改税”政策的实行减少了税收壁垒，便利了商品运销，降低了商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商品流通活动。
（二）通过币制改革实现币制现代化
币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实行"废两改元"政策。1932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提高白银储备比例,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高价收购白银。美国的这一策略使中国从白银进口国一下子变成了出口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中国银根紧张、外贸萎缩,南京国民政府的"银本位制"更加困难。为克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立即着手对金融制度进行整顿,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上把"废两改元"列为议案,并在1929年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废两改元条例》。在此基础上,1933年春,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即规定全国一律改用银元,不再用银两。这不但极大地扭转了中国白银外流状况,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商品贸易的流通。
币制改革的第二步是实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法币布告》,规定:(1)自11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偷漏白银；(2)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现仍在流通的银行钞票,准许照常流通,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的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这些钞票将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逐步以中央钞票换回；(3)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
“法币政策”首先得到英国的支持。不久，除日本外，其他国家政府也陆续表示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这次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货币发展的总趋势，对于制止白银大量外流，扭转金融紧缩、利率高涨、物价大幅波动等经济危机带来的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使官僚资本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和白银储备，从而使中国的金融界不得不接受四行的法币和信贷控制，政府完成了对整个金融业的完全垄断。
（三）推行农村复兴计划
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由于地方割据，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城市，农村主要是附属性的，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政府统治的薄弱环节。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在加强对城市经济的干预、扶持的同时，也开始把一部分精力转向农村，着力推行农村的复兴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终于颁布了共397条的《土地法》，并设立了相应的地政机构。该部法律以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为目标，试图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以解决农村最根本的矛盾，它“反映了国民党的土地思想，它体现了资产工商业者的利益，具有中产阶级土地改良的性质。”根据该法律，农村的土地税的征收以地值为根据，还规定了限田、限租和护佃等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内容。
为改良地政,国民政府还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始了地政改革的实验,如江苏的"地籍整理"、山西的"土地村公有"和福建的"计口授田"等。除了改良地政以外,国民政府还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重视对农村的投入,加强农业技术改良和水利基本建设。1931年四月,成立中央农业研究所,10月改称农业实验所,主要进行农作物品种的培育。1933年设棉业统制委员会,先后在全国14个省建立合作实验所44处,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如1934年的棉花总产量比1932年增产44%。
（四）提倡国货，保护民族企业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针对西方国家不断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南京国民政府也适时地倡导了以保护民族产业与支持民族自强运动为目标的“国货运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各界发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抵制洋货运动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而席卷全国。
国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货在国内的倾销，特别是抵制日货运动削弱了日货倾销对我国民族商业的排挤与压迫。有数据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货输华货值由1930年的26082万日元下降到15575万日元，下降40.29%。特别是百货用品输入的势头停止了，如日制针织品输入量，由1925年的9100万关两下降到1928年的110万关两，1931年只进口了74万关两；同时期，洋袜输入由3128担直线下跌到4担。
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局面,刺激了生产复苏,同时对于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国民生产总值从1935年的237亿元上升到1936年的258亿元,增长了9.3%,其中工商业增长21.3%，农业增长6.1%，增长率创历史最高纪录。1936年新办工厂193家，全国登记注册的厂矿企业已达2441家，史全生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著名工商业资本家刘鸿生曾说：“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购买国货。”另外，“国货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界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他们以拒绝洋货、使用国货为己任，使中国人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中初步形成了万众一心的良好局面。
（五）实行关税自主，修订海关税则
近代中国的关税一直处于不自主状态，根据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外国商品进入中国除一律采取“值百抽五”的征税法则外，其从通商口岸行销内地，或中国土货从内地运至通商口岸出口，除进出口关税外，一律只交一次子口半税。子口税制度使西方列强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倾销商品、掠夺中国的原材料产品。中国商人则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受害严重，因此有人说：“按我国历年与各国所订各种条约，几乎全盘属于协定，其中不平等之处不知凡几。此关税条约，至今不能改正，职是故也。关税既无法改正，外商常占优胜，国民日坐亏累。”基于此，中国工商各界一直强烈要求收回海关大权，改变中外不平等税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开始发起以实现关税自主为重要内容的“改定新约运动”，要求增加关税。对于中国的要求，美国首先予以响应，1928年7月24日，中美正式签署《中美关税条约》，美国首次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不久以后，其他国家也相继跟进，中国的关税自主运动取得重大胜利。根据新的关税条约，以往不利于中国的“值百抽五”固定税率被灵活的浮动税率所取代，外国商品进入中国按不同货物，制定不等额的税率，最低的为7.5%，最高的提高到27.5%，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由于税率的提高，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关税收入。1927年中国关税收入为107089330海关金，1936年上升为310667955海关金。并且，1930年修订的海关税则，又规定以海关金单位（关金)代替传统的银两(关两)作为计量单位，更标志着中国在维护关税收入的稳定、削减列强对华贸易的特权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六）推行国家工业化政策
为统一领导全国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健全了实施工业化政策的组织体系。依据1928年公布的《行政院组织法》，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发展的实业部，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除实业部以外，国民党还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等另外一些经济职能部门。在这些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国民政府不断加大对铁路、港口、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实施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中长期规划。
除重视壮大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工业企业外，国民政府还注重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性，相继制定了《工业奖励法》等法律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家发展实业。通过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工业化模式，中国的经济整体实力特别是工商业实力相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七）调整劳资关系
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工厂法》，该法共13章、77条，包括“总则”、“童工和女工”、“工作时间”、“休息及休假”、“工资”、“工作契约之终结”、“工人福利”、“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工人津贴及抚恤”、“工厂会议”、“学徒”、“罚则”以及“附则”。这部法律尽管在具体执行效果方面不尽如人意，然而“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企图超越阶级对立、主张劳资合作的复杂动因。它既隐含着消弭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的深层政治动机和稳定城市社会生活秩序的迫切愿望，也在相当程度上蕴含着对资本家长远利益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它对于缓和激烈的劳资冲突、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